论哲学反思思维的现实价值论文3篇(哲学反思思维：现实与价值)

这篇论文探讨了哲学反思对于思维的现实价值。哲学反思通过批判性思维，使我们能够超越表面现象，探求深层次的真理。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理解和应对问题，还能够培养我们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及创新思维，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第1篇

摘 要：批判性是哲学固有的属性，也是哲学体现其独特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社会一种强大的被普遍认可的文化理论和意识形态，它影响和改变着世界的历史和进程。本文将把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放在当代社会的实际中来进行分析讨论，即在马克思思想领域中探讨我们当代社会的问题，以现代性批判为视角重新阐释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当代社会

随着人类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个社会对文化发展这种软实力的提升空前的重视，无论是是从执政党的领导权还是从社会基本制度的精神支柱来说，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地位都是不可置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对自身的反思和对外部世界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的两大特质，它们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的动力，也是应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挑战的有效方法，更是符合当代社会对意识形态的需求。

批判性是马哲的基本精神。批判，即是破旧立新，以新物质代替旧的物质，是实践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哲学就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人与人类现实世界的关系作出评价。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对旧的现存世界持批判的态度，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中确立作为高于现实世界形态的理想，再通过不断的实践把理想转变为新的现实。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对现实世界的作用，即不断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现实世界，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并不是一般消极的否定，而是通过实践来体现其意义。

批判性哲学的魅力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哲学的变革也是从对旧哲学的批判开始的。但马克思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他所关注的不仅是哲学的批判，而且是对整个观念领域的批判，不仅是观念领域的批判，而且是现实领域的批判"，是"对社会各个实践领域全面总体性批判"。批判一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标题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比如《资本论》这一马克思的代表作，其副标题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一词对马克思而言意味着为追求真理和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对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都进行理性考量和辩证分析从而进行扬弃。批判是改变旧事物和发展新事物的动力，彻底的批判精神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和科学性的具体表现，也是马克思哲学久存不衰的重要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社会制度这一块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也是存在的，并不是向有的人认为的，马克思的批判性只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社会主义则不存在。此种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护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对不合理的理论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尤其是对那些歪曲现实的资产阶级理论及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也是区别其与其他哲学派别的鲜明依据。因此，只有通过自我批判,克服自身的缺陷,不断变革自身，才能更好地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始终贯穿了自我批判精神,也正是通过自我批判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从而与时俱进,永葆自身的理论青春与历史魅力。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唯物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实践的批判,它的哲学旨趣就在于把现实的批判诉诸实践,它是在批判一个旧世界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人类社会所采取的辩证否定观点,决定了它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从时代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理想,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进而在现实的批判中实现哲学的旨趣。

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大、恒久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它超越狭隘阶级利益与思想意识而获得的彻底批判性。尤其是在我国当今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依靠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同时其批判性的内在要求需要我们要积极地在理论和实践中开展双重批判与双重建构，切实地将理论用于实践。理论的批判就是通过人的实践而实现的祛除意识形态之蔽的过程,就是在我国现代化实践进程中,要理论、科学地批判传统的关于人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的以及哲学的使命的错误观念和认识,实现哲学理论自身的超越与发展。

所谓实践的批判性，指的就是实践活动的本身,她往往是通过实际地批判和改变现存的事物和社会形态的体现,进而加速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彻底改变当今实践的弊端。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境界的形成过程,既是哲学的世界化逐步向世界的哲学化转变的过程，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革命批判性的巨大理论与现实意义之所在。

事实上，批判功能和辩护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关键在你为谁批判为谁辩护。当我们弘扬革命传统、努力认同还在实践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时，无疑是对现在一些流行时尚的勇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是一种科学的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实践精神，既非否定一切的"虚无"，亦非束缚于一己私利中的"务实"。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从自己的想象中超越现存不难，听任自发性的摆布认同现实更不难，难的是真正地超越现存和现实。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髓，也是马克思所开辟的、唯一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伟大的开创性事业的每一步都需要开创性的工作，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第2篇

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是医学知识的两种不同属性而不应作为两种独立的知识形式，二者共存于医学统一体之中。医学整合的关键在精神理念的整合，而不在于知识层面的融通。在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整合中应当对医学知识的整体性、医学科技的价值负载、医学人文理念的养成、医学整合的评价标准等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

“医学”(medicine)概念最初源自拉丁文ars medicina，其本义为健康的艺术(the art of healing)[1]。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medicine被解释为：“医术”、“医学”，其含义是：“(art and science of the)prevention and cure of disease, esp by drugs, diet, etc, but sometimes including surgery also”[2]，即：通过药物和饮食(有时也包括手术)等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艺术和科学;我国学者编撰的《科学技术辞典》说：“医学是旨在保护和加强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自然科学学科辞典》的解释是：“医学，狭义可视为医学科学的同义语，广义则应理解为医学科学和医疗保健事业的综合称谓。”美国医学家g. h. roche指出：“医学一方面被看作是一门科学，另一方面被看作是一门技艺。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医学是一门科学;就其应用而言，它是一门技艺。”

尽管以上界定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了“科学”这一概念，都试图通过“科学”来描述“医学”。因此，对“科学”概念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对“医学” 内涵的认识。据学者考证“science”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原为“学问”、“知识”的意思。而中文“科学”一词源自于日文,……意为 “分科之学”。1898年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一封奏折中写道：“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以为通方之学。”[3] 1899年王国维为日本人著《东洋史要》中译本(樊炳清译)作“序”中写道：“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者,不可谓之科学。”1900年王国维为译著《欧罗巴通史》作“序”中言:“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由此可见，“科学”一词在我国最初包括了物理、政教、法律、历史等知识，它与一般知识之区别就在于其知识的系统性。

目前，国内不少学者往往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及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等来分析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野，其实这并不完全适于我国的情形。由以上史料可知，直到20世纪初，在我国“科学”一词还是包含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但是，由于“科学”在我国的传播正值清朝日趋没落之际，西方的洋枪大炮在打破中国千百年来闭关锁国的大门之时，也使国人看到了另类文明灿烂的世界，领略到了科技文明的力量，直至“五四”时期高高举起“科学、民主”的大旗，科技救国、民主图存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自然科学、技术的实用功利属性日益受人们的青睐，科学也逐渐沦为自然科学的同义语。为了遵从“传统”，格守习惯，笔者在本文标题所使用的“医学科学”中的“科学”一词就是在当下“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而言的。

笔者认为，如果从我国当下“科学”的含义上来理解科学，医学与医学科学之间不是全同关系而是属种关系，即医学是属概念，医学科学是种概念，医学包含医学科学。一方面医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技术或技艺，也是一种社会建制，“医学科学”仅仅反映了医学作为知识体系层面的属性;另一方面，医学不仅具有自然科学的规定性，同时也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规定性，“医学科学”仅仅反映了医学所具有的自然科学的属性，它只能囊括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等生物医学学科。因此，二者在外延上是完全不同的，将“医学”词条纳入《科学技术辞典》和《自然科学学科辞典》的做法值得商榷。在《自然科学学科辞典》中之所以将医学“视为医学科学的同义语”，就是把医学当作了一门自然科学。同样，医学与医学人文之间也是属种关系，医学人文仅仅表征了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规定性，它只能囊括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医学人文学科。而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之间是全异关系，二者在外延上没有重合，非此即彼。如：生理学既然隶属于医学学科，就不能再归于医学人文。但是，这仅仅是就概念而言的，如果就其内容来说，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又是密不可分、相互渗透的，二者共处于医学知识的统一体之中。

按照后现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观点，根本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科学，任何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都会受到科学行动者(actors)的主观因素及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尽管这种理论有其局限性，但它对科学建构过程中人文社会因素的考量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服务对象是人，在其研究和构建过程中就不可能不考虑人的因素，包括生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也不可能不受研究者主观因素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因此，医学绝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属性应是其内在的规定，医学人文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应当作医学的补充。在西方，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分野，只是受近代机械论哲学，以及局部定位思想和特异性病因思想影响的结果，是人为制造的产物，是对医学知识统一体的裂解。

当前，对医学整合的认识也应当从上述视角进行分析。在分析医学整合的问题时，既不能从医学科学的视角去考察，也不能从医学人文的视角去考察，否则，就会得出医学科学缺乏人文性，医学人文缺乏科学性的误读。我们应当从医学本身的目的出发，以医学知识内在的统一性和规定性为依据，分析为什么整合、整合什么、如何整合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分离的状况，回归医学的本真。

二、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整合的核心在于精神理念的整合

医学整合不是简单地把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扭在一起，更不是医学科学知识与医学人文知识的汇总和拼凑，而是回归医学本身应有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这种回归决不能停留于知识层面的融合，要深化到人们的观念中，在观念中反映医学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实现两种属性的统一和融通，并用于指导具体的医学实践活动。

在医学科学研究中，应以人道主义的人文理念为指导，要以促进医学的发展，防病治病、增进公众健康、造福人类为目的，不能忽视医学的人文性为医学而医学。否则，就会走向“唯医学论”，甚至陷入非人道的医学目的，将为医学而研究当作非人道医学实验的辩护借口。当然，也不能把从事医学科学研究视为带来荣誉、地位、声望或经济利益的敲门砖，否则就可能导致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现象。

在医疗技术创制中，要以人道主义关怀引领技术创新，避免片面追求高精尖、仅仅强调疗效和效率而忽视技术的不伤害性和适宜性的极端功利主义行为。技术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设计和创新的过程，而设计和创新是一种目的性的、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设计什么、如何设计、设计的结果等，不仅受政治制度、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等社会因素所影响，而且与设计主体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和文化倾向等因素密切相关。每一项技术都反映了其创设主体及时代的人文精神，体现着明确的创设目的和动机。由于医疗技术所适用的对象是具有社会性的人，这种影响表现的更为突出，因此也需要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注。

在卫生政策制定中，不能企图通过医学科学技术本身、通过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来解决卫生服务中的一切问题。著名的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指出：“科学包含着这样的性质，即对一切事物都客观地审视，摒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自然时，自然就成了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自身就成了与医生的精神交流断绝的客体。这当然就引起了人类生命的物质化。”这说明，卫生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医学人文价值理念和医学人文精神为导向，各项措施不仅需要适应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促进卫生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更需要把社会效益放到首位，反映公众的健康需求，体现公正公平，明晰政府、集体的健康义务，激发公众的健康责任。

在临床医疗工作中，必须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桎梏，克服科学思维定势的局限，将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统一起来，将病与人统一起来，把病人当人看，将心理、情感因素纳入疾病的诊治过程之中，实现“治病”与“救人”的有机统一，加强医患之间的认知及情感交流。池田大作认为，“医生越是精通科学的思维方法，结果就越有危险使他的心趋向把人看成物质。”把病人看成“不过是一个称作肉体的物质”。“尽管医疗原本应以医生和患者的相互人格交流为基础，现在却已濒临崩溃”。为了克服现代医学的矛盾，他呼吁医学界“要确立人道主义”，医生“要做需要感情交融的病人的朋友”。现代医学问题的出现，是医学科学摒弃医学人文精神的必然结果，是科技功利主义的必然归宿，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复兴医学原有的人文精神。

在医学教育教学中，要顺应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加强医学人精神的培育。近代以来，在医学教育课程设置中，人文学科被大大弱化，仅仅把人文教育作为医学教育的补充，而不是作为医学教育体系中的有机部分。医学教育的目的不是服务于人，尤其是罹患疾病的人，而是把医学教育作为获取医学知识的手段，为获取医学知识而教育，从而背离了医学本身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忽视了医学生人文价值理念的养成。为了加强对医学生的人文教育，提高其社会服务能力，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博强调：为了增强未来医生为病人服务的能力，必须“对以前被忽视的知识领域，如医学伦理学、心理学、预防医学等，给予较大的关注”，“这些学科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能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综合进临床医学”。1984年，在由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缪勒负责完成的《为二十一世纪培养医生》的报告中则指出：医科大学生毕业后必须具备3项素质，即为了增强对病人和整个社会的医学照顾和关怀所需要的价值和态度;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获得概念和原理的能力;从病人及其周围收集信息、同病人建立和睦关系以有利于诊断和治疗的能力。同时，报告还明确要求：“由于医学教育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教育，会使医科大学生在医科大学生涯中丧失应付挑战的智力和能力弱化。发展医学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应作为医学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医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不仅有助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精神，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而且有助规范医学科研工作的价值取向，减少医学实践中潜在的社会伦理问题，促进医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总之，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整合需要从医学科研、医学教育、技术创新、临床服务、政策制定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其中医学教育是关键。因为无论医学科研、技术创新、临床服务、政策制定等都必须由人来实施，而实施者的精神理念直接影响着实施过程的价值取向，并影响着最终的实施结果。

三、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整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知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是主观化了的客观存在。医学知识所反映是人体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健康与疾病是人的生命运动的整体表现，是自然生物过程与社会心理过程的统一。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生命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构建不同的知识领域，如医学科学中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医学人文中的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等，但却不能主观地割裂或否定生命过程的有机性和整体性，不能脱离自然生物过程而空谈社会心理过程，也不能忽视社会心理过程而片面地强调自然生物过程。因此，从客观上说，医学知识应当是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内在统一体，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属于医学的两种不属性，而不应当作为两类独立存在的知识。这正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仅仅是真理的两种不同属性，而不是两种独立的真理一样，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仅仅是人们分别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审视医学的结果，二者只是概念内涵与外延上的不同，从医学知识的建构过程来说，二者是密不可分、相互包含，共处于医学统一体之中的。在这个统一体中，既不存在纯粹的医学科学知识也不存在纯粹的医学人文知识，二者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4]事实上，没有医学科学属性支撑的医学必将变成抽象空洞的思辨，脱离了医学人文属性的医学必将走向人性的对立面，失去其“仁术”的光环。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之间内在质的规定性，否认事物之间的差别，相反而是以承认医学内在质的统一性和规定性为前提的，强调了医学的整体性。

按照技术中立论者的观点，“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选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 [5]这种观念把技术看作一种纯粹的工具，认为该工具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作为使用者的主体，从而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后果割裂开来。由此出发，必然认为在社会实践中需要规范的只是技术使用者的目的和行为，而技术运用后果的善恶与该技术的创制者无涉。

事实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及后果并非绝对无关，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这一方面源于技术主体有目的地将人类自身的人文因素内化于技术之中，另一方面源于技术本身对人类主观要求的顺应。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技术的演进是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的，生物学史上“米丘林学说”与“摩尔根学说”的斗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技术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技术本身的负作用是难以克服的。科技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将这种负作用限制到最小的限度之内，尽量避免风险的发生。尤其医学技术，它是直接运用于人体自身的，需要在创制之初就做好风险及代价评估，遵循正确的价值导向。

毋庸置疑，医学人文教育离不开医学人文知识的传授，但医学人文教育的目的不在于灌输给学生多少医学人文知识，而在于培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神，树立人文关怀的理念。张大庆教授认为，所谓“医学的人文精神是指让患者得到尊重，让生命得到呵护”，笔者认为这只能就临床而言，如果考虑到医学科研、技术创新、政策制定等问题，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应当更加广泛，可以说就是以人为对象、以人为本的精神，它体现在思想观念、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等方面，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人文精神的培育需要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承、人文环境的熏陶、社会实践的锻炼、政策制度的规约等多种形式、多种途径才能实现，课堂教学只能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知识、沟通技能或风险防范措施，但未必能养成以人为本的精神、人文关怀的理念，甚至可能会出现将所学得的人文知识、技能当作自我保护的手段或推卸责任的借口。当前，部分地区和机构开展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之所以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正是因为其“‘规避风险’ 的作用太过明显，似乎更倾向于强调‘做一个不违规的医生’，而偏离了‘让医生更加关注患者’的医学人文核心方向”[6]，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因此，医学人文教育并非意味着增设几门医学人文课程、增加人文教学课时、开设几场人文讲座等，这些只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手段，而关键在于人文精神的养成。

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是完全统一的，不应当把二者对立起来。部分学者认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两种产物和结晶，前者以物为尺度，追求真实，推崇理性至上，探索无禁区，等等;后者以人为中心，追求美好，推崇的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理性，认识有禁区，等等。”[7]从而把二者看作截然不同的东西。事实上，医学求真、求实、怀疑、创新的科学精神，目的在于获得正确反映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及规律的知识，指导医学技术创新和临床医疗实践，服务于卫生决策，更好地为患者及公众服务，这本身就体现了以人为对象、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如果为个人名誉、地位、经济利益等而科研，为医学而医学，不考虑研究成果的潜在危害，势必出现弄虚作假、编造数据等不端行为，这不仅违背了医学科学精神，也必然给患者及公众带来不利的后果，背离医学人文精神。因此，医学人文精神要求医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医学科学精神，医学科学精神也要求医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医学人文精神，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科学也应当有禁区，这个禁区就是人文伦理的限度。

同时，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是不能截然分开、相互包含的。在医学科学精神中包含着人文精神的因素，在医学人文精神中同样也包含着科学精神的因素。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如：“怀疑精神”通常被作为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也同时属于人文精神，体现了人的自主、个性、价值、追求等内涵。而且，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只有科学精神而与人文精神无涉的医学工作者也是不存在的，不管他从事的是人道的还是反人道的医学工作，都与人文精神有关，要么是符合人文精神的，要么是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的。

医学整合是人类健康与疾病、生理与心理发生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系统、全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医学服务于人的最终目标。当前我们之所以呼吁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的整合，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整合等，主要是因为各学科分离的局面不能很好地解决诸多健康与疾病问题。因此，评价整合效果的标准不应是整合内容的多少、教学内容的改变、卫生政策的调整，医院管理方式的完善等，这些仅仅是实现医学最终目标的手段和载体，而不是目标本身。笔者认为，评价医学整合效果的标准应当是医学目标的实现程度，即是否有利于患者心身健康的好转、生命质量的提高。如果通过医学整合，在实践中能够达到这一目标或者能够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就说明整合的方向是正确的、方法是合理的，否则就是失败的、错误的。正确理解医学整合的评判标准，对于我们分析为什么整合、如何整合、整合什么，以及避免为整合而整合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整合是生命健康与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它反映了医学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医学整合的关键在于精神理念的整合，知识整合仅仅是医学整合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解除患者的病痛，提高生命的质量。

第3篇

摘要：都市治理植根于都市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生存样式构成了治理的前提和结果。都市治理是指在都市利益相关主体公平公正地参与都市权利的使用和管理中，消除都市问题导致的生存困境，推进都市持续发展与居民的宜居、幸福的生活。当代都市人所遭遇的空间权利失衡和精神虚无等存在困境，构成了都市治理出场的现实性场域。然而，当前都市治理在总体上聚焦于制度层面的构建，虽能化解空间权利失衡，但尚未能有效消除人的精神虚无，因此，廓清都市治理运转的地平线，确证治理应当的运转机理，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尤为重要。

关键词：：都市治理；都市空间；生存困境；文化价值；社会制度；哲学反思

迄今以来，任何城市空间都不是完美无暇的，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需要在治理中进行矫正与完善。尤其在都市化全球加速推进的今天，城市既使人感到物质财富的丰厚性与生活的便捷舒适，也招致了空间权利失衡与“文化失乡”，致使人陷入一种“歹托邦”的存在困境。面对这种生存境况，人们迫切呼唤都市治理的出场。当前的都市治理方式在不同层面确实起到了遏制都市问题蔓延的效用，但这是否意味着此种治理模式已经合理化了呢？整体看，当前都市治理注重制度性层面的建构，体现在运用政策规范空间资源分配、协调空间权力关系以及维护都市生活秩序稳定等，却在一定意义上“遗忘”了培育文化价值、引导人的日常行为观念。显然，这种都市治理方式离“治理的完整性”要求还存在差距，虽可以在制度层面实现空间正义，实难根除精神家园的缺场，也就难以促进人应当具有的丰富性与完整性的实现。正因如此，我们描画出当代都市治理运转的基本图式，仍具有现实意义，它是拓宽治理的新视野和完善治理的运转机理，促进建构健全的都市空间来通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守望者。

都市问题构成都市治理出场的现实场域。都市空间作为都市人的存在方式外化，都市问题主要以人的生存困境的方式现身，这样，都市治理直接导源于都市人的存在困境。若没有人的生存困境，都市治理也就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效用，仅作为保障人们自由生活的基本手段，即保留维持都市基本运转的功能，那么，都市人面临哪些困境需要都市治理来矫正呢？当代都市在发展中蔓延与弥漫着一种新的分裂张力，即不平衡的空间发展模式。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平等自由”的人之间始终存在着对立与冲突，不同居民的空间活动区域与生活道路日益分化和分割，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有形与无形的分隔和分野。事实上，当代都市的居住空间与活动区域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体现为以繁荣与富足为标志的“富人区”与那些被遗弃的贫穷、匮乏、衰败的“穷人区”相区别、隔离的景象。“由于地理区域的分离（市中心和市郊，住宅区、豪华棚屋和郊区宿舍等）、可居住空间（住房内外）以及第二住宅的划分等，它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抗拒。与空间以及空间的社会符号相比，今天，物的重要性很小，因而居住形式能构成与其他消费品功能相反的功能。在空间与地点的关系上，能构成一种一部分人趋于一致而另一部分人被歧视的.功能”[1]。再者，都市空间的占有具有了社会权力与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空间布局与建筑样式等各层面体现着社会阶层的分层性。漫步都市中，人们可以通过住宅样式辨认出不同的社会身份，也可以在日常的休闲娱乐空间感受到身份地位的差异。德波拉史蒂文森指出，“这些空间曾是不同社会阶层与种族背景的人们自由交往的场所，但是，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们现在却直接或间接地被排斥在这些场所之外。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产阶级对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们日益频繁地出现在这些场所中感到极为不安”[2]。随着这种生活空间隔离趋势的加重，人们之间享有的都市权利分配也在日益分割。越来越多的空间权力集中到了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操纵着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享有。他们依赖掌控的经济和政治等权力比穷人拥有更大的选择权，都市空间的优质资源不可避免地聚集到他们手中，越来越多的人在都市化过程中被排挤出享有都市权利的行列。正如戴维哈维指出：“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向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墨西哥已经出现了14个亿万富翁……而另一边，穷人的收入却停滞增长或是减少……这种不断加强的贫富和权力的极化必然将深刻地影响我们城市的空间形式，不断出现堡垒式分割、封闭型社区以及终日处于监控中的私有化的空间。”[3]这就是说，谁富有，谁就可以优先享有与选择优质的公共服务和配套公共设施，而对于大多数低收入人群，则连基本的公共空间资源都难以享受，处于“失保”“失身份”等“双失”的生存困境。所谓“失保”是指生活在都市中，却难以享受到平等的空间资源保障，甚至反遭更深的权益剥夺，成为被边缘化、被遗忘的一个群体。“失身份”则是指生活在都市中的下层与边缘群体越来越失去对都市的认同感，没有体感到真正意义的市民感。事实上，人们不仅在物质层面遭遇到了空间权利失衡，而且在精神层面也陷入到了“文化失根”，普遍具有一种无家可归之感，“别无选择”地沉沦于一种消费化的都市生活。当今时代是一个消费化的时代，都市空间实质上已成为时尚化的消费空间，这既指都市空间本身成为了消费商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历史建筑被城市的标准化与商业化所取代，也指生活方式的消费化，即生活秩序普遍承认的前提是追求商品消费。就是说，“消费本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成为人在劳动中失去自由的一种‘补偿’，成为人逃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成为统治者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4]。这样，当代都市借助各种传媒迅速商业化传播和提供“光怪陆离”的“符号快餐”，让普通大众自由地在商业化的、各式的“符号快餐”中寻求如意的娱乐产品，主动运用各种“光怪陆离”的时尚体系来构建自我的身份象征，满足内心的虚无幻境。就是说，人们寄托于都市所营造的时尚化的消费情境之中，留恋于各种大型都市商场和娱乐消遣场所，在孤立无助的境遇下享受虚假个性化风格的都市商品，忘却了自身的创造性和超越性，自主性被拜物教神话所蒙蔽而变成虚假化、空洞化的消费生活习惯。结果显然，人们通过沉醉于物化的都市生活来获得短暂的心灵慰藉，真实的城市感日渐淡薄，难以找到其所属城市的灵魂根脉，再也无法感受到家园感和根性归属，整体上表征为一种精神无根与焦虑的生存样态。由此可知，当代都市已离真实越来越远，彻底摧毁了诗意栖居的可能性，日益造就着人们的空间权利失衡与精神虚无。人未能切身感受到都市化所带来的身心喜悦，反而感到更加无助与迷茫。面对这种揪心的都市境况，是否以及如何有效合法地建构出合理化的城市运转机理，维护人们公平地享有城市权利，化解都市生活的无根性，重塑城市宜居形象与恢复人的总体性，势必需要呼唤都市治理的出场。

都市人遭遇的生存困境构成都市治理的时空坐标，那么，按照当代都市外显的“病理结构”，都市人遭遇的空间权利失衡与精神无根性是由两种“致病因”所诱发。尽管这两个“病原体”在实际导致人存在困境时相互交织、共同协作，但仍具有不同的“致病”机理，即一个主要是制度失衡导致的空间权利日益分割；另一个则主要是文化价值向度的失范造成的精神虚无。因此，都市治理的维度应当涵盖双维度，即制度性维度和文化价值维度。然而，在都市治理现实运转过程中却呈现出另外一种图景，造成了“应当”与“事实”的分离，越来越展现出自身的“限度”，即重制度设计而轻忽了文化价值体系的培育。实际上，都市治理模式随着时空的变化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stoker等归纳出治理模式的三种类型：朴实的、工具性的、象征性的。朴实的治理模式出现在具有同类人口和强烈地方归属感的小城镇和郊区，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现状。工具性的治理模式则关注那些由城市政府和工商业利益集团的政治伙伴关系所指出的特定目标。象征性的治理模式出现在正经历着急速变化的城市当中，这些变化包括大规模的复兴运动、重大的政治变革，试图转变公众对自己城市的观念的形象运动，等等[5]。从整体看，都市治理主要是围绕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即制度性层面展开。正如约翰伦尼肖特所评价的“城市治理模式的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工商企业和政治活动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张力、妥协和交易上，对于民主政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转，它们都不可或缺”[5]。无论是城市空间建构，还是从个人权利保障与有序生活维护，都离不开制度性建构。空间本身就具有政治性，“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6]。即政治经济因素弥散于家庭、工作地点以及消费领域等城市空间的各角落，这意味着，都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公、权益失衡以及生活空间分割等问题，都需要改变经济政治等社会运行机制才能有效化解，即通过制定政策法规等规范权力关系与合理分配空间资源。实际上，采取理性化的制度设计与实施，重视政治经济领域建构中的都市治理，确实起到了高效率与精确化扭转空间权益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促进了人们相对公平享有空间资源。也就是，建立起严格而细致的法治政策、权力监督体系等强制性手段来规范权力运作，化解空间资源分配矛盾与保障空间形态的公平支配，这也增强了人们对建构合理制度解决都市问题的信服与深度依赖。通过制度性层面的建构来有效解决都市问题已成为当代都市治理的主导原则和现代的日常思维惯式。问题在于，这种都市治理模式整体上过度依赖制度性向度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属于价值理性层面的文化价值向度的培育，虽能够解决外在的物质层面的空间权益失衡，实难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体感到人生所向，还极可能进一步增强人的无根性存在。这是因为，人作为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存在者，其所生活的世界必然由两个维度构成，即物质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也就是，“由于人是一个既有思想，又有肉体的实体，因此，他不仅要在思想中，而且还要在生活过程、情感和行动中反应他存在的二律背反……任何一种令人满意的取向体系都不仅含有智力的因素，也包括着人在行动、行为的各方面都力求实现的情感和感觉的因素。人致力于一个目标、一种观念或一种超越于人的力量（如上帝），是人在生活过程中追求完整之需要的一种表现”[7]。那么，城市空间作为人们生存活动的平台，它需要在制度层面和文化价值维度等两个向度同时建构才能满足人的需求，且彼此之间遵循着不同的运转机理，即社会制度层面的构建主要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人作为具有主体性的存在者，在物质生产满足自己生存需求的背后，永远存在对生存意义的探问与追求，即还具有精神生活，这就需要通过文化价值维度的构建才能给予人不断追求精神上的完满，不断向善而生存。进一步而言，人们内在的精神无根性源于技术理性的统治，它已经渗透到人的心理结构而生成了自我的意识，具有隐蔽性与无形性，左右着人的日常行为方式。都市人借助科技力量来满足物质、精神需求，得以摆脱传统社会和自然力的束缚，也被按照实证主义原则进行再规定和再塑造，因而，人的生活只是事实世界的一部分，即当今为都市生活提供出发点和基础的其实是科学事实，而不是思想。就是说，技术理性用实证精神统治着都市人的文化价值观，它对人的信仰体系进行了重新构建，人们不再相信还有高于客观事实的意义世界的存在，仅仅强调它的现存的、客观的实用性，不再探问与关注对象有无价值意义，这样，都市人的关注点已转向可见的事实世界，也就是被迷误到物化的生活境况之中，屈从和听命于物质生活的召唤，仅仅关注物质财富的生产、占有与消费，最终致使精神自由陷入无意义的状态而遭遇退场的境遇。即是说，“今天在我们这个没有信仰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物化了的信仰，正是这种外在的物化信仰支撑和缝合我们生活的幻象，而幻象调节着社会现实”[8]。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物化意识已经侵入到人们的心灵，这难以通过外在的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等强制性方式来有效消除，而是需要通过获得文化意识领域的领导权，构建出以真、善、美为灵魂的文化价值观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进而培育出真、善、美相同一的完整的认知方式，才能真正消除技术理性对都市人生活方式的宰制。遗憾的是，当前都市治理模式由于忽视文化价值向度的建构，导致整个都市缺乏一种广泛接受的文化价值体系，人们被都市治理能够创造舒适和安全的物质生活的许诺所迷惑与引导，专注于当下的物质生活与感官享受，忘却了诗意与远方。结果，当代都市人的精神虚无不仅没有有效消除，反而使其进一步强化，致使崇高的生活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更加自觉地沉醉于这种现实世界之中，创造性的个体降格为功能化和同质化的客体存在，造就着都市生活的黯淡与难以想象未来前景。概言之，当代都市治理取得的成效其实是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胜利，是在场对存在本身的驱逐。它遮蔽了文化价值维度或人的存在意义，把借助制度安排来化解都市问题看作理所当然，不仅会消解都市治理的效度，而且可能会使治理从解放人存在困境的动力倒转为人存在困境解放的桎梏，使其自身遭遇“合法性”危机。所以，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的现实境况，决定了都市治理应从制度性维度与精神性维度双向切入，才能有效解决城市问题、释放城市活动，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维度与制度性维度双向联动都市空间的建构与生活布展都离不开都市治理，但当今的都市问题不再是缺少都市治理，而是都市治理在实际运转过程中逐渐“遗忘”了文化价值向度，将制度性建构转变成为自身运转的唯一向度。它所建构的都市生活秩序由部分倒转成了人们生活的全部，不仅未能消除人的精神虚无，人反而被进一步塑造成单纯的功能性物。在此意义上，重新建构出文化价值维度与制度性维度的双向联动，成为都市治理运转机制的基本趋向。依照前面的说明，可以知道：都市治理的运行应当是文化价值维度与制度性维度双向联动。都市人面对自我生存困境的挑战，在治理的进程中，除了通常的经济政治等制度性建构，还需注重精神文化向度的构建。安东尼奥葛兰西指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或领导，不仅需要强制性的政治制度，还需要注重文化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9]。所以破除都市权利失衡与精神虚无，需要突破当代都市治理的限度，重建文化价值向度与规范制度性向度的合理运行范围，即实现文化价值维度与制度性维度的效能双向联动。就是说，既需要发挥文化价值的效能，对物质层面的生活进行反思、引导和修正，也需要以制度性的方式渗透到一切都市空间再造与日常活动领域，影响与规范都市各个层面的运行。本质上讲，文化价值维度和制度性维度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文化价值构成制度性维度的灵魂与价值导向，制度运转与安排则促使文化价值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图式和机理。“双向联动”就是文化价值层面与制度性层面相互配合、相互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具体到都市治理的运转机理，就是把文化价值的构建作为制度安排和运行的价值所向，从根本上改变制度性维度在治理运转中的地位，防止制度性维度对文化价值维度功能发挥的压抑，将制度功效的发挥主要集中在都市空间权力确证与公平分配的位置上。即是说，从经济政治等制度性向度切入构建出公正有效的制度法规，通过社会规章体制对人的社会行为实施强制规范和引导，进而保障都市生活有序展开，保证都市市民公平合理地享受空间权力与空间资源分配，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精神维度切入进行文化意识革命，重新焕发文化价值的生机，培育与重构健全的价值理念，消除技术理性的统治，使精神恢复其在人的存在中的位置，回到以精神健全为尺度的崇高境遇，从而根除深层的精神无根性。从微观层面讲，都市空间作为人类空间实践的结晶，透映了社会环境和人类的精神心理等独特存在印记。其实，这种特质在城市诞生之初就已具备，“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这类地点除具备各种优良的自然条件外，还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一种比普通生活过程更高超、更恒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威力”[10]。这样，都市治理不仅仅需要诉求理性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城市，以此维护物质生活的繁荣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还应实现诗意化栖居来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求。在都市困境治理的进程中，一方面需要在民主化的监督体系下，使国家顶层制度设计更加注意空间权利的保障与维护，切实将权力限制在其应当运转的主要功能领域。即是说，做好监管与运用权利的制度设计，强化空间权利和治理的公共性，确证人们享有居住空间的均衡性与空间权益分配的公平性，使都市中的每个人都享有表达构造和规划城市空间结构的权力，具有创造美好生活的意求。通过社会权力体系规定空间权益，进而组织社会化的共同生产力在合理的范围内释放创造力，营构出有秩序的生活模式和交往方式。人在有限的空间权益内享受着无限的空间自由，一切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都可以自由和自觉地发挥创新性，造就着都市人自身自觉的生活图式和自由的思维观念，去创造更高层次的活动，促推自我生活目标的实现和追求理想状态。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无根性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技术理性用实证主义精神统治着人们的思维观念，进而迷误于物化的生活境遇，自我的精神性始终处于虚无的状态。那么，去抵抗精神虚无的挑战，必须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摆脱技术理性的统摄，也就是要消除实证主义精神对人们生存方式的左右，即恢复神圣性或曰精神性在人存在中的地位，依靠精神性的存在而回到崇高的自我。这种精神性的恢复，在都市治理中需要通过文化意识革命，重新建构出一个充满人性的都市空间才能够得以实现。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文化价值观念的引导，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形态而生存，并给予自己的日常生活以意义和根据。或者说，个人无论多么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都不能脱离特定的文化模式，都是在自身的文化生活中学会自我该如何去做，如何去选择。即人们所生活的城市文化环境的美丽或丑陋事关人们社会活动的品质和行为模式。基于此，在都市治理进程中要重新夺回“文化意识领导权”，通过文化意识的重构来对人的价值观念进行变革与引导，就是重构人文精神的地位与功效，增强对普通大众的意识引导，指认出技术理性对都市人的精神的“误置”，唤醒迷误于物质生活的麻木灵魂，唤起人对完整性和完美的期待。也就是，在都市文化构建中揭示出：正是技术理性对都市人的主观体验的抹杀，使人失去了对人生意义的探问、希望、追求，招致精神家园失落，而跌落于物化的琐碎生活之中，与本真的存在相脱离，沉沦为实证化、物质化的存在。在此之上，建构出以真、善、美相同一为基础的人文生活环境，满足了人的情感需求，即使其在情感方面自觉地认同这种真善美相同一的价值规范体系，并将其内化为人们的日常思维观念和价值规范，导引着人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存方式，从而构筑出更符合人性的栖居空间。21世纪是都市化的时代，当前的都市化既给人带来了美好希望与愿景，也使人遭遇了生存困境。为了治理“都市病”，助推都市化健全持续发展和人的完整性存在，都市治理理应是不可缺失的向度。这并非是一种理论空想的乌托邦，而是建基于都市空间的现实生态环境，核心在于有机整合制度层面的建构与文化价值的培育，重建一个外显魅力且健全的空间环境，确证人的完整性在都市存在中的位置。即当代都市治理在对强化空间正义的呼唤与建构，协调诸主体空间利益关系的同时，注重到都市认同与价值观培育。应当承认，处于都市化大潮中的中国也难以避免出现空间权利失衡与都市人的精神焦虑等发展困境。准确认识都市治理的运转机理，对于中国避免治理维度缺失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