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做人，做事心得2篇("智慧人生：阅读启迪，修身做事")

读书可以提高自身素养，做人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处世，做事可以让我们更加高效和成熟。本篇文章将分享作者在读书、做人、做事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启示和帮助。

第1篇

刚刚开始上《中国近现代史》课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这段历史我们初中学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此刻来到了大学，怎样还要学啊并且资料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至今，没什么翻新嘛!

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觉得学校如此的安排纯粹是剩余。教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此刻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必须有人能回答得上来。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谁能告诉我”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

读本书，看到近代中国因愚昧僵化而错失种种良机，不得不扼腕切齿，怒其不争，恨其无知。

满清之亡，非亡于革命党。实际上国家衰败不堪，各地异心早起，偏偏主少国疑，于是纷纷借着革命的招牌独立。

但不管怎样说，清朝总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而对于革命党而言，流弊太多，导致野心家四起，中国大乱，无怪此刻有人说孙中山革命是日本人的阴谋。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远东只需要一个合作者，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中国的虚弱完全暴露出来，这不单是对日本战争的失败，更是在国际上的彻底失败，所以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合作对象，而俄国人抢占东北领土，更正式开启瓜分中国的风潮，从此偌大中国，瓜分豆剖，任人分食。

时势造英雄，英雄促时势，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不分主次，也不必分主次。或者能够说，研究具体问题时能够分清，但对整体而言是分不清的。

变通是必然的，阻碍也是必然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不是一人一时之误，甚至不是满清朝廷的错误。那里有一个论点，中国积弱，是地理原因造成的，中国的周边太过闭塞，与外界不相连通，虽然号称礼貌古国，实际是礼貌世界的边沿地带。如果有边界危机，中国还能够发奋图强，但就在于清朝几乎统一了中华礼貌圈，有清一代，中国边界总体安稳，于是导致了近代的衰败。

教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样用心。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此刻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好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

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必须要好好学!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

第2篇

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插图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2012年3月第6次印刷)，是我在书店发现的颇为重要的好书。

蒋廷黻是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书写于1938年，在民国销量颇大。本书反映出作者受到过严格的现代西方历史学的训练，并且观点颇为新颖。作者最独特的观点是：假如林则徐没有被免职(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由于不能摆平英国人，被道光免职)，估计他会在广州和英国人干起来，肯定惨败，那样他的一世英名将被毁掉，而对清朝却是一件幸事，因为清朝惨败之后必然会提前开展洋务运动20年，我们也将比日本早发展20年，以后就不会有甲午惨败了。

这个观点很新颖，尤其是在林则徐早已被捧为民族英雄的情景下，更是颇吸引眼球。但我仔细想想，觉得经不起推敲。因为：(1)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不是没和英国打过仗，英国顺着长江快打到南京了，清朝最终受不了了，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如果英国在长江三角洲的胜利不能警醒清朝，难道在广州打败(如果不被撤职的)林则徐，就能警醒清朝吗?(2)即使洋务运动提前20年，如果不能从制度上做根本的改变，真的能战胜日本吗?

该书毕竟写于1938年，民国时期的历史，对作者来说是“现代史”，所以对孙中山、蒋介石歌颂颇多。这也是我不赞成的。此刻我看中国近代史，逐渐构成了以下(可能比较独特的)观点：

1、落后国家要发展，尤其是东方落后国家，必须要经过一段集权、独裁时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经过这段时间，国家和地区就不可能发展。好好看看日本、韩国、我国台湾，乃至新加坡的发展，无不如此。

题的关键是：(1)很多人认为一步跳入美国或英国式的民主，才是对的。(2)经过独裁或集权之后，必须要过度到民主社会，而不能停滞不前。两者缺一不可。

东方国家，不走(1)而直接进入(2)，成为世界先进国家的，至今没有先例。所以必须走第(1)步，绝不能因为(2)而否定(1)!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必须及时过度到(2)，否则仍然会落后，会挨打!

实际上，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已经几经反复。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名声就臭了，一向臭到民国。然后梁启超等人为他翻案，说无论是谁，当时都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和李鸿章没有太大关系。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也为李鸿章说好话。到了1949年之后，大陆再次把李鸿章丑化，但1990年之后又逐渐为他翻案。总之，此刻李鸿章基本上是个正面主角。

但我认为，李鸿章还是被大大高估了。孙中山也一样，国共两党对他的评价始终很高，都有历史原因。但真正细观历史，我认为他被严重高估了。算了不展开了，重要人物总是充满争议。

左宗棠收复新疆，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此刻，我们都认为左宗棠是民族英雄。我越看近代史，越觉得左宗棠的见识极高，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人。可是，我国对他的宣传还是远远不够，甚至很多人都不明白在收复新疆时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民族英雄刘锦棠(有兴趣的能够看我的《刘锦棠收新疆》系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左宗棠在我国(包括大陆和台湾)的地位这么低，他的知名度远低于岳飞、戚继光、林则徐甚至邓世昌，也低于曾国藩和李鸿章。

蒋廷黻对左宗棠的评价同样不高。他认为：假如不是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当时清朝肯定有更多的力量建设海军，琉球就不会归于日本了。而琉球归属中国之后，在朝鲜的影响力也将更大。作者显然认为琉球比新疆，东面比西面重要。

对此观点，我同样不表赞成。难道左宗棠不收回新疆，李鸿章就必须能收回琉球，清朝必须能战胜日本吗?几乎不可能的。李鸿章一贯忍辱求和，不可能为了琉球和日本开战。而新疆的重要性，作者显然没有认识到。

4、近代史严重低估了一些媒体思想家(“公知”)的历史贡献。

具体地说，梁启超和胡适，他们不仅仅是文人，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思想家，并且极大地左右了历史进程。我们似乎只是在戊戌变法时才会谈到梁启超，并认为胡适只是民国时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这都大大低估了两人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