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评论：彻底解决异地高考需打破分省录取4篇(异地高考需“跨省录取”：热议解决方案)

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异地高考的人数逐年增加，其成为高考热点话题。但现行政策下，学生只能以分省录取的方式报考高校，遭遇很多限制。针对这一问题，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打破分省录取，彻底解决异地高考难题。

第1篇

10月18日，20余名京籍家长“代表”到访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反对放开“异地高考”。其中有人表示，外地孩子素质极差，常打架斗殴，会带坏本地小孩。北京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公共资源本来十分充裕，不断涌入的外地人口，严重影响了本地居民的正当权益，而开放异地高考则会促使更多外地人涌入北京。（10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放开异地高考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必然举措，教育部也已松口，将门槛设定权交给地方政府。遗憾的是，这些京籍家长“代表”却从个人和小集体利益出发，公开反对放开异地高考。这既是在守护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也是在无视社会公正，正因此，所述种种理由才漏洞百出，让人瞠目结舌。

比如，说外地孩子素质差，带坏了本地小孩，这有何依据？即便有些个案，那就能以偏赅全吗？“孩子都是自家的好”，有这种心理倾向不算错，但这能作为说理依据吗？还说外地人挤占了北京的教育资源，这首先要说清哪些教育资源是北京本地的，哪些资源是属于全国的。试想，如果北京不是首都，会集中这么多的教育资源吗？而即便是北京的教育资源，外地人在此工作、生活、纳税，难道就没为此地做贡献不该享受该地公共资源吗？他们还将“教育公平志愿者”称为“异闹”，这不是乱扣帽子的“胡闹”吗？

从他们目前的发声中，看不到理性对话的素养，也看不到解决问题的诚意，看到的，只有撒泼耍赖式的情绪宣泄。说起来，这也算是民意，但这种民意，没有展示出北京人应有的胸怀和气度，也没有显现出以公正为旨归的大局观、正义感，也就难以赢得别人的`尊重。这种心理，有点类似挤公交，没有上车的拼命往上挤，上了车的盼着赶紧关门开车，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和需求。如果不转变这种心理，看不到利益之上还有公正在，社会就或如一盘散沙，或如一团乱麻，难以和谐有序。

其实，相比现实的利益，公正的价值更值得我们捍卫。这既符合道德要求，也符合每个群体和个体的长远利益。罗尔斯在论述公正时提到一个思想实验，作为如何判断公正的依据，简单地说，就是假如你是高智商的火星人，被抛到中国某个地方参加高考，这时你不知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你会如何设计方案，让自己免受不公？如果从现实身份和利益中跳出来，以局外人的眼光去评判，换位思考，答案就会很清晰。

当前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很多制度要经得起公正的考量和民众的质疑，否则就应废止或改进。如果我们允许以捍卫既得利益为借口拒斥改革，那社会进步就无从谈起。和其他方面改革类似，异地高考也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能够共赢的双方角力，只有将公正作为核心价值，尊重其他群体的合理诉求，社会航船才能顺利前行。

第2篇

“身在故乡为异客。”这是高考“候鸟”们的切身感受。离开熟悉的他乡，回到陌生的故乡，去参加一场或许会决定一生命运的考试，个中滋味，或许只有这些正处于心理敏感期的十几岁的孩子知晓。

走近这些“候鸟”个体，其实不难理解他们的心理轨迹：自小跟随父母在打工地长大，他们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朋友圈子其实早已将“他乡当故乡”，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家乡参加高考，或许他们从情感到心理都是抵触的。

好在政策已经松动。近期以来，山东、安徽、广东等部分省份表示将对异地高考制度“试水破冰”，这对高考“候鸟”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多么梦想留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可当我临近毕业时发现，甚至不能和我朝夕相处三年的同学一起高考时，我顿时觉得，原来城市的繁华就像冰冷的钻石，闪着光却不现实。”18岁的王思兴一边翻着历史书，一边告诉记者。转学回乡参加高考，他近半年来就租住在这间20平方米的小黑屋里，楼下是嘈杂的火锅店。

1994年初，王思兴的爸爸妈妈从家乡贵州黔西南州兴仁县远赴广西桂林打工，随后，他和弟弟在漓江之畔出生。随着小哥俩在桂林一天天地长大，家庭的生活开销也一天天在增长，从王思兴记事起，他就几乎很少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家停留，因为他太忙了。

王思兴对故乡的记忆非常模糊，只知道这是一个和桂林一样山清水秀的地方，家里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今年2月份，王思兴和很多农民工子女一样，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回到父亲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最终，他转回到故乡的兴仁县二中，开始了独自一人参加高考的生涯。因为忙，他的父母没法回到家乡陪他。

6月1日晚7点，王思兴轻轻推开房门，来到过道上的灶台，轻轻生起了火。水很快烧开了，翻腾着气泡，王思兴有些不耐烦地扯开方便面的包装，“哗啦”一下倒进锅里。因为吃不惯辣椒，他已经整整吃了一个星期的方便面。几分钟后，锅里的方便面煮好了，他面无表情地把面倒进碗里，起身回到房间。

“砰”地一声，王思兴把门使劲一关，整个过道传来一声巨响，这声音甚至吓到了楼下的火锅店食客。

回到房间后，王思兴就几乎与外界“隔绝”。因为害怕碰见陌生的新同学，他在班上表现得极为沉默。晚上自习结束后，他就闷在房间里，打开笔记本电脑，打上一通宵的游戏，第二天在课堂上趴着睡一会。他的父母在电话里也尽量不提高考的事情，只是鼓励他好好看书。

不仅仅是心理上的陌生感，王思兴还隐约感受到了新同学对他的“敌意”。他在桂林上学时成绩算中上游，转回老家上学后，三次摸底考试下来，他都稳居高三全年级前60名，这意味着只要高考发挥正常，他起码能上一所二类本科院校。有些同学悄悄说他是“高考移民”，来抢占本地学生的升学名额。

“桂林到贵州兴仁县，相隔1000多里地的距离，我如今是身在故乡为异客。赶紧考，管它能上什么学校，考完走人，我再也不想呆在这里，我要回桂林家里。”王思兴咽了一大口面，可能是心急呛着了，他捂住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

今年4月份，为了大儿子乔郎的高考，乔山艺决定从务工地深圳举家搬回到故乡贵阳花溪区。

下午5点多，其他同学放学回家后，乔郎打开数学书，补课老师正准备为他和其他几个孩子“开小灶”。乔山艺这时刚好从贵开路挤上一辆公交车，他要出去谈业务。在巷口，乔郎的母亲大声为自己的菜摊招揽顾客：“没削皮的土豆1.5元1斤，削了皮的1.8元1斤！”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乔郎的父母就开始出门打工。五年前，他们把孩子从贵阳接去，安顿在广州一所民办学校，“孩子离得近，方便照顾。”因为收入不佳，，他们又到深圳一家鞋厂去工作，儿子随他们转了过去。

从四川内江、广州到深圳，再辗转回到家乡贵阳，不断的迁徙，乔郎的学业也因此“支离破碎”。记忆里，他的理科成绩基本没上过90分，最好的是地理，能考个80分左右。为了儿子的`前程，去年岁末，乔山艺决定返乡。“贵州的分数要略低一些，或许还能有个奇迹吧。”乔山艺带着些许期望。

为了尽快提高儿子的理科成绩，乔山艺为乔郎报了一个考前强化辅导班，把老师请到家里，和邻居的几个孩子一起补习。看着满篇函数公式，乔郎听得有些脑袋发晕，他趴在桌子上走了神。“啪”，老师一个粉笔头丢了过来，乔郎缩了下脑袋，又装模作样听起了课。

“我讲的这些很可能是要考到的，你们要认真听，要不然怎么对得起父母？”老师冷冷丢下一句话，继续讲课。

半小时后，老师讲完了，并布置了作业，要求明天必须做完。乔郎等老师出了家门，就兴奋地跳了起来，他偷偷扯住另外一个孩子，小声说：“明天的作业借我，谢啦。”然后，他就一溜烟消失在门外，赶去巷口帮母亲卖菜。

回到贵阳后，乔郎觉得自己的学习压力大了许多。“我实在看不懂，教材也不一样，咋整？不如不学了，做点实际的事情。”乔郎自己打算，能考个高职学校就不错了，“现在高职好上，我准备认真学门技术，考了本科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在深圳时，他最喜欢的就是去电子批发市场，跟人学进货、发货。

“看到大儿子的状况，我以后哪里也不去了。”对乔郎既内疚又生气的乔山艺准备一直留在贵阳谋生，直到让二儿子读完高中。

“异地高考需要国家统一布局，很难靠一个地方进行试点”

7月，教育部针对异地高考表示，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入学，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比如父母在这个城市工作、纳税等，一旦符合条件并已经在城市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习，那么这些随迁子女就有权利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但对收入微薄、流动性强的农民工家长来说，这无疑更像是一个“画饼”。更多的农民工家长难以符合条件，他们的子女，也只能成为为高考而迁徙的“候鸟”。

异地高考带来的弊端不言自明。近期，山东、安徽、广东等省份纷纷表示，力争在左右实现“异地高考”。

但担忧依然如影随形。“可能导致高考移民和‘恶意打工现象’，也就是父母为了孩子读书、考试，到教育不发达地区工作，挤占当地稀缺的教育资源，导致新的不公平。”一名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不少来自发达地区的学生，纷纷以迁户口、开假证明等方式，向落后地区“移民”，挤占了当地稀缺的高考升学资源。

贵州财经大学教授陈祖君指出，早在，国家就加强了对高考移民的整治，进一步强化了户籍、学籍制度，对高考报名采取“学籍、户籍”双认定原则，这加大了“移民”难度，短时间内遏制了高考移民。不过其反作用很快显现，一些有学籍、无户籍的随迁子女，也丧失了在栖身地高考的机会。

陈祖君认为，“异地高考”破解的难点，涉及到户籍制度和高校招生权这两个需要全国通盘解决的问题。探索“异地高考”与破解“高考移民”，需要国家统一布局，很难靠一个地方进行试点。

“异地高考还应该与高考改革结合起来，现行的高校自主招生，还与统一高考联系在一起，而统一高考要求‘户籍+学籍’相结合的报名制度。这就要求政府部门真正赋予高校自主招生权，打破集中录取。”陈祖君认为。(记者 李丰 赵福中)

第3篇

解决一个群体的利益问题，显然也不能以伤害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应当尽可能地寻找“增量权利”。

十余位学者研讨“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权利保障”问题，认为教育部不应把解决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问题全部交给地方，而是要明确规定各地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时间表和附加条件，并且至少要出台行政法规层次的文件，使政策具有强制力。

充分理解这些学者的民生关切情怀，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官员也曾表态将出台问题解决的总体方案。但是否需要从国家层面设定时间表和附加条件？是否需要用出台法规的方式加以强力推进？这其实是一个大可值得商榷的话题。

事实上，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虽然涉及的是2.6亿流动人口背后的2700万随迁子女的权利，但也同样涉及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边远省份更为庞大人口的权利，不能只顾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漠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解决一个群体的利益问题，显然也不能以伤害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应当尽可能地寻找“增量权利”。当这种“增量权利”难得，而损害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不可避免时，也应当力求把这个损害降到最低，否则就很容易激化矛盾。

在这个意义上，把时间表和附加条件的制定权限交给地方，恰恰是针对各地参差不齐实际、避免一刀切的'现实举措。这样做，有利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把此项改革的力度、解决的速度和本地居民可承受程度结合起来，使双方都有时间来充分接受和消化这个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和纠结，进而求得双方的共识。如此，这项政策遇到的阻力就会小得多，也才不会引起强烈反弹。

事实上，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山东能够率先出台突破高考户籍限制方案，一个重要原因也因山东是有名的教育大省、高考大省，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不会对本地考生带来较大冲击。倘若是在边远省份和特大城市，在短期内要求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则势必会冲击本地考生升学率，甚至还会引发“高考移民潮”。不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层面看，这方面的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国家教育部门不能不慎之又慎。

从法规制定的一般规律看，大多也是需要先探索实践。因为一旦形成法规，就会有强制力和稳定性。尤其是这种涉及社会各方利益的问题，如果没有实践对有关政策、制度、做法的充分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及时修正，就贸然出台法规，则不但会削弱法规的严肃性，也缺乏充分的民意基础。

显然，在边远省份和特大城市，解决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问题不宜操之过急、也不宜搞统一划线。逐步放开，稳步消化，不当的地方及时调整，这种渐进式改革，显然要优于那种暴风骤雨式改革。

第4篇

6日，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异地高考”再次表态：教育部异地高考方案很快就会出来，具体什么标准什么条件什么门槛，需要各地实际测算。教育部也会在招生计划上进行调节。

杜玉波表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结束义务教育之后，他们的升学问题怎么解决，党和政府都很重视。前一个时期教育部在调查研究制定文件听取意见，这个过程基本完成了。教育部尽快提出一个原则的指导性意见，但真正解决，还是应该各省根据总的标准总的条件总的要求，去进行实际测算。

杜玉波坦陈，异地高考放开，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阻力主要来自当地居民，所以各地要把这些矛盾处理好，在准入门槛上仔细测算好才能确定。“山东规定在高中阶段就读3年的`可以放开，有的省可能规定十几年，制定政策之前，都会有专家听证意见，仔细测算。”

针对一些大城市在招生计划指标上的吸引力会不会随异地高考放开，带来新的“移民”现象，杜玉波表示，在近些年的高考计划指标投放过程中，教育部一直在调剂。

“比方说，以前北京录取率可能70%80%，边远地区只有30%40%。那么，近些年我们向西部地区增加投放计划，这就是国家调控。现在所有省市录取率都达到60%以上了，我们心里就踏实点了。”(特派记者：杨凡 吉祥 刘红杰 马邵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