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3篇("科学与宗教：探寻真实与信仰")
第1篇
在人生通往佛道的行程上，我们要经历诸多考验。首先就是探求真理和破除迷信的考验真理是正道，迷信是歧途。只有具备独立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勇气，才可能走上真正信仰的道路。
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真理是一个整体，无可分割。光明都是美好，无论它们从那一盏灯放出；荷花都显高洁，无论它们在那一处河塘绽开；春雨都是甘露，无论在南边还是北边。我们热爱真理之阳，真理的太阳放射出无量光芒以启迪人类的智慧，精勤，慈悲，正念。
科学技术给我们社会带来了进步和文明，科学和理性的天平，是判断真正的信仰和迷信的标准。真正的宗教与科学之间是不存在矛盾的，各宗教的真正原则都是与科学理论相一致的。如果某种宗教与科学相对，那它就纯属迷信。科学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就不能相信它。如果谁不顾理性而追崇，那是无知的迷信。
宗教和科学是人类的智慧得以凌空翱翔的双翼，有了它们，人类才能进步。单靠宗教之翼去飞，人类就会很快堕入迷信的深渊；单靠科学之翼去飞，人类会栽进极端唯物主义的泥潭。许多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同时也是真正有信仰之人，正是这份忠挚的信仰，使他们在科学之路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科学是明灯，真正的宗教必须与科学并行不，否则就会陷入迷信和无知的黑暗中。在神圣的经典中，有许多先哲为教育和启迪在世的人们，用了一些比喻来说明精神世界和万千世界的道理。禅宗大德给弟子用手指遥指月亮，聪明的弟子看到了月亮，愚蠢的弟子只看到手指，。
在人类社会的初期，有些人崇拜太阳、树木、大海、云……而现在，人类社会科学的进步，已经有能力解释宗教信仰真正的力量和作用了。信仰的修行是要把服务他人和社会视为一种崇高的道德，视为一条光明之道。信仰不仅依靠的是祈祷、、禅修，更重要的是有大悲心，见有情受苦甚于己受，不暇休息。不好的东西，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做。信仰不是炫耀，信仰更不是追求名利的手段，信仰是众生的抉择、是承担。在信仰的道路上，需要诚实，忍耐、友爱、团结，牺牲和消除自我。
宗教一旦摒弃了迷信、传统和愚昧的教条，与科学相一致，世界就会产生出一股强大的团结和净化之力，扫除分歧、冲突和争斗。宗教信仰、科学文化将会汇成一股和谐的力量，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入美好的新时代。
第2篇
科学的本质决定它必然摆脱宗教的束缚。科学知识的幼芽萌发于人类早期的社会实践中，古代文明已包含有许多近代科学得以发展的因素和内容。但是，应该说当时的科学知识尚处于逐步展示其本质的发展过程之中，从近代科学的观点看，只能算是科学前的科学。它在认识上的特点是对事实的经验观察并对经验事实做出因果性的推断。由于社会实践在深度上和广度上的历史局限性，必然造成人类认识上的不完善和经验材料的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事物和世界的知识，不可能不是一种事实联系和想象联系相混合的结构，以猜测的推理填补自然界因果链上的空白。这就使科学知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附属于在思维方式上尚未摆脱想象性和猜测性的自然哲学体系，甚至寄生于更具幻想性的宗教神话观之中。因此，我们在古代人的神话里可以看到人类在自己的想象中对自然力的征服，在占星术中可以看到对自然天象的经验观察和天体运行规律的推算，在中国道教的内丹炼气和印度宗教的瑜伽术中发现古代人对人体内在的生理功能和精神功能的发掘，而在中国和西方的炼丹术中找到近代实验化学的萌芽。
不过，科学与宗教的这种历史的混合状态必然随着历史的进展走向解体。由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化，过去那种在想象和猜测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有的得到经验的确认和理性的论证，逐步克服了原来所有的想像性和猜测性，从自然哲学体系和宗教神话世界观中分化和独立出来，变成为实证性的科学。在科学知识的这种发展面前，历史上的宗教一般总是站到了实证科学的对立面，视科学为异端。这是因为作为古人幻想产物的神话世界观已被宗教神圣化为不可更改的教义，神灵安排和操纵的自然秩序决不能跟在科学发现的后面随时改变。科学与宗教的这种关系，普遍存在于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中，而在近代实验科学的发源地——西欧，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更加尖锐。以哥伯尼太阳中心说为开端的近代实验科学，是科学的本质的真正体现，是近代科学与宗教世界观彻底决裂的第一次宣告。唯其如此，传统的宗教神学对之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宗教与科学本质上的对立被历史所掩盖的那种朦胧状态从此结束，它们的本质从此都越来越充分地展现于历史进程之中，走上了公开冲突的道路。
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的对立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予以说明。
宗教是对超自然对象的信仰与崇拜，科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对象。科学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知识的本质特征是从世界本身寻找说明世界的根据和原因，而不做任何人为的附加。科学把一切研究对象视为不依任何人的精神和神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它们的产生是由于事物本质所决定的自然原因，它们的变化服从于客观的规律。真正的科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及其对自然物的作用，因此也反对用超自然的原因和力量去说明一切自然现象及其发展进程。
宗教则与此完全相反。宗教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相信超自然的上帝和神灵主宰自然界。因此，宗教总是用超自然的原因去说明对象，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取决于神意和天命。宗教的本质决定它必然否认有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和规律。如果宗教承认自然的必然性和规律的客观性，那么一切事物的性质和表现就都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它们的发展进程也是必然的。这样一来，宗教所信奉和崇拜的神灵或上帝就没有任何可以违反自然规律和影响自然进程的能力，他们就不能实现超自然的神迹来惊世骇俗，显示自己的存在；也不能用超自然的形式来满足宗教信仰者的祈求。上帝和神灵就只能是由自然必然性所决定的、普普通通的自然存在，而不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世界、改变自然进程的造物主，这就意味着，神不再是神，宗教也因之而不复成其为宗教。对超自然力量的肯定与否定，决定了宗教与科学二者在本质上的对立。宗教对超自然力量的肯定与科学对它的否定，都是不可改变的，因为这种改变意味着自身的本质规定性的丧失。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宗教的认识方法则是反经验反理性的信仰主义。宗教与科学在认识方法上也根本不同，科学要认识自然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就必须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推理，通过再现自然进程的科学实验，或者从事物的原因推知事物的结果，或者从事物的结果推知事物的原因；或者从事物的外部特征探索决定它们的内在本质，或者从对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出发推论其外在的必然表现。科学方法本质上是经验与理性、科学实验与逻辑推理的有机结合。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观察的事实基础之上，并通过经验和实践去检验，反对任何人为的虚构。恩格斯对此作了概括的说明：“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①
各种宗教信条、教义规定和神学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对超自然境界、超自然神灵及其创造的超自然神迹的信仰。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感官经验对之感知和认识，更不可能通过科学的仪器或实验使之重复再现，也就不可能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合乎理性的逻辑证明。因此，宗教神学总是而且只能强调这些东西超出于人类的任何经验和理性之外。在宗教神学看来，人类的经验和理性只能认识有限的事物或自然的物体，对于超自然神灵的认识，则只有依靠超经验、超理性的启示或神秘主义的直觉。对于善男信女，宗教主要要求他们对神灵要虔诚地信仰，要无条件地爱，而不是经验的确认和科学的验证。有些宗教神学体系有时也借助于貌似理性的逻辑推理，论证其教义的真理性和上帝的存在，但由于所要证明的对象根本不存在，这种纯逻辑的推论便只能是一种概念游戏。许多宗教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有鉴于真正的理性思维必然会推翻宗教的基础，便坚决反对把宗教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如果那样做，只能是让宗教去经受它本来经受不起的考验。宗教认识其信仰对象（神）的基本方法必然是信仰主义，与科学的认识方法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是二者在本质上对立的表现。
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宗教则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宗教与科学对社会生产发展的影响也大不相同。科学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物化为社会财富，创造出新的物质文明。近代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自然科学新发现的产物，而宗教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的说来是起阻碍作用的。这样说，并非指责教会僧侣一般只从事脱离物质生产的神职活动，更不是抹熬广大信徒所进行的生产劳动，而是由于宗教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信仰与崇拜，妨碍人们对自然力的原因和规律进行探索，从而使生产技术不可能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顺利发展。特别是宗教在历史上对科学的压制和对科学家的迫害，推迟了一些重大科学发现的推广和应用。
科学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宗教则阻碍社会变革。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宗教与科学也完全不同。“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②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必将造成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或迟或早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近代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明显而直接的影响，用马克思的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③考虑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④至于宗教，就其本质而言，是反对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汉斯·孔是一个有着善良的愿望和进步的思想的神学家，他不仅承认宗教在历史上反对社会进步的事实，而且主张改造天主教正统神学。他希望把传统宗教那种反对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神改造为自由主义的神：“神既不剥夺人的自由（信不信神的自由），又不限制人的自由，也不轻视人的自由。神给人以自由，神维护人的自由，神也完成人的自由。”⑤可是，如果人的自由不是自身的权利，没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作为自由的基础和保障，而必须依靠神的“给予”、“维护”和“完成”，那末，人仍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仍是听天由命的奴隶，这种“自由”，绝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变革，才能在合理的社会结构内实现人所渴望的真正自由。而要正确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得排除神对社会和历史的主宰。显而易见，这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任务。
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上帝的影响从一个个领域中清除出去
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无论科学真理的发现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都不能改变它的本质。科学在每一领域的重大成就，都意味着在这个领域内自然规律的发现和超自然力量的否定，意味着把上帝的作用和宗教的影响从这个领域中赶出去。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自然科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攻占宗教堡垒的过程。由于两千多年来科学知识的发展，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自然界的整个领域逐步为科学所征服，使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失去存身之地。恩格斯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宗教〕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宗教〕城堡投降了，直至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牛顿还让上帝来作‘第一次推动’，但是禁止他进一步干涉自己的太阳系。神甫赛奇虽然以合乎教规的一切荣誉来恭维他，但是绝对无条件地把他完全逐出了太阳系，只允许他在关系到原始星云的时候还有一次创造行为。在一切领域中，情形都是如此。在生物学中，他的最后的伟大的唐·吉诃德，即阿加西斯，甚至责成他去做十足荒唐的事情：他不仅应当创造实在的动物，而且还应当创造抽象的动物，即创造鱼这一个类!最后，丁铎尔完全禁止他进入自然界，把他放逐到情感世界中去，而他还允许他存在，只是因为必须有一个对这一切事物（对自然界）比约翰·丁铎尔知道得更多的人!这和旧的上帝——天和地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没有他就一根头发都不能从头上落下来——相距不知有多远!”⑥恩格斯的论述，概括地反映了自然科学从自然界中清除上帝作用的进程。
古希腊自然哲学对万物有灵神话世界观的冲击。古代希腊的唯物主义自然哲学是在反对传统的以万物有灵论为特征的多神宗教和神话世界观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按照这种传统的神话世界观，自然界的各种自然事物和自然力量，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行业都不过是某种神秘力量或某种人格化神灵操纵其间的外在表现。各种神灵既是自然现象的原因，又是社会生活的主宰。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说法：“神原被认为是万物的原因，也被认为是世界第一原理。”既然神是万物的本原和原因，那么，一切现象当然就得用神灵的意志和超自然力量作出解释。但是泰利士以来的各派唯物主义哲学却提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自然观：世界万物的本原和原因不是任何超自然的神，而是自然本身。物质性的元素是一切自然事物的本原，不同性质的万物及其生灭变化，归根到底不过是作为世界本原的物质元素的分解与组合。至于这种作为世界本原的物质元素到底是什么东西，各派自然哲学的说法各不相同：水、气、无限者、种子、土、原子……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这种种哲学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理性的想像和推测，并不符合于我们现代人所了解的自然科学，可正是这些猜测性的哲学推理打开了自然奥秘的大门，开辟了通向真正自然科学的道路，它的科学意义在于否定了传统宗教及其所奉神灵的权威，从自然界本身去寻找自然现象的原因，用人类自己的理智去代替神灵的意志。不仅打破了神灵对“自然秘密”的垄断，而且也在对“自然秘密”的解释中排除了神灵的作用，力图用物质本原与万物的物理交换或物质循环过程来说明自然事物的生灭变化过程及其原因，用物质元素在数量上的增减和结构上的变化，来说明物质形态及其属性的多样性。这样一来神灵在自然界的作用不需要了，神灵的存在可有可无了。
哥伯尼天文学说对于神学世界观的第一次反叛。尽管从古代到中世纪，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科学发现都不曾间断，但是科学与宗教形成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却是近代的产物。其标志是1543年哥伯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出版。恩格斯把这一事件比之为马丁·路德烧毁教谕一样的革命行为。罗素也认为这是“神学与科学的第一次对阵”。科学从宏观上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体系。从此以后，开始了近代自然科学摆脱神学世界观束缚的解放过程。
哥伯尼所反对的地球中心说并不是罗马天主教的发明。早在古代希腊时代，欧多克斯、亚理士多德、阿波罗尼、依巴谷等人就先后提出了此种主张，而由托勒密集其大成。基督教在一度反对地心学之后，转而接受了它。但基督教也作了自己的“新贡献”。这就是在亚理士多德——托勒密地心体系之上涂上了一层神学目的论的油彩，使之具有神圣的灵光。按照基督教圣经的说法，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而在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大地是作为人类栖息之所创造出来的，因而应该居于宇宙的中心，其他天体则围绕地球转动。至于世界万物，皆是由于上帝对人类特有的仁慈和恩惠而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成了基督教关于上帝创世说和神学目的论的科学根据，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的理论支柱。
哥伯尼的太阳中心说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太阳的位置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处于宇宙的中心；太阳系行星绕日轨道也不是正圆而是椭圆，太阳则居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之上。但这些缺陷并不降低哥伯尼学说的革命意义：第一，它把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宝座拉了下来，降为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人类也不再是什么上帝特宠的“选民”，在宇宙中并没有特殊的地位。这从科学上彻底粉碎了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和神学目的论的世界观。第二，日心说的科学结论与人们感性直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太阳绕地球的视运动）直接冲突，为自然科学如何把经验观察与理性分析结合起来，如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思维方法和认识方法，提供了有力的刺激和推动。第三，在自然事物方面向教会权威进行了公开的挑战，打开了教会统治的第一个缺口。
紧跟哥伯尼之后，在天文学上推进从他开始的革命进程的科学家，是刻卜勒和伽里略。
刻卜勒的巨大贡献是他发现的关于行星运动的三条定律：
一、行星的运动轨道是椭圆形，太阳则处于这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二、行星与太阳之间的联结线，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等的面积；
三、行星在轨道上运行一周的时间的平方与其至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例。
不管刻卜勒本人主观上是否自觉，这三条定律具有深刻的无神论意义。刻卜勒定律以准确的数学方程式揭示了天体运动规律，证明了哥伯尼的太阳中心说，使教会的反对态度更显得荒唐无理。教会再也堵不住哥伯尼在神学世界观上打开了那个缺口了。关于行星运动轨道不是正圆形，而是椭圆形的主张，也有反对传统教义和神学世界观的意义。传统的神学世界观认为天体是最完美的形体，本来就是神，完美物体的运动必然也是完美的，最完美的运动就是圆周运动，因此，天体必然是作圆周运动。刻卜勒第一定律粉碎了这种神学的先验论。根据刻卜勒的第二定律，天体运行的速度也不均匀，距太阳近时则快，远时则慢，从神学世界观看来，这种观点简直就是亵渎神灵。完美天体的完美运动必须是匀速的，才具有神圣天体所应该具有的威严堂皇的性质，决不能一时急促，一时偷懒。宗教神学加于天体运动上的神圣面纱一经揭穿，科学家的思想闸门就得以打开，他们就可以如实地去看待天体和一切自然物体，摆脱神学世界观的束缚，得出科学的和无神论的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刻卜勒三定律的反宗教神学的意义，是就它所包含的客观价值及其对后来的科学和无神论的发展的实际影响说的。一个人的理论和主张常常违背本人的意愿而被后人作相反的应用，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刻卜勒就是一个。刻卜勒本人并不是无神论者，基至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占星术的信徒。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他受毕达戈拉斯和柏拉图的影响至深。他深信世界是上帝按照完美的数学原则创造出来的，他自己的全部科学工作的最后目的，便是努力发现上帝心中的数学的和谐，他认为，他发现的天体体系的几何学结构就是行星距离的真正原因。他和柏拉图一样，认为上帝总是在应用几何学。不过，这种数的神秘主义并不能改变刻卜勒定律本身的科学实质，而一切真正的科学发现总是和宗教神学根本对立的，不管这些科学规律的发现本人是否愿意，它们迟早总要导致与宗教神学的直接冲突，把上帝的作用从这个领域清除出去。
近代实验科学的无神论意义。十七世纪首先在欧洲兴起的近代实验科学主要是以机械力学为中心的物理学和从炼金术中脱胎而出的化学。实验科学的根本特点是用科学实验的方式排除次要的、非本质的因素，孤立和再现自然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借以探索那决定自然过程的因果关系和自然规律，发现它们之间的准确的数量关系，并力图用数学方程式予以表述。就像刻卜勒发现天体运动的力学规律一样，新兴实验科学也要求发现普通自然物进行物理运动和化学变化时的力学规律。在实验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因此而逐渐培养起一种思想方式和说明方式（自然观），要求用数学和机械力学的规律对整个自然界作统一的说明，把物质的一切性质还原为可以用数学和力学规律去把握的物质粒子的机械结构和数量组合。这就是盛行于17—18世纪的机械论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具有深刻的无神论意义，因为它在从神圣的天体到普通的自然物的整个自然界中排除了上帝安排一切的天命神学和神秘主义的隐秘性质说。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和机械自然观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物理学中是伽里略和笛卡尔，在化学中是波义耳。伟大的牛顿继承和发展这种自然观，用以说明声光电磁等各种现象，在各种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同时，他又研究自然物体运动的规律和自然物体之间互相作用的规律，发现了三条普遍性的规律，这就使得整个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被纳入牛顿力学的范围。自然界的一切运动，一切变化都服从于自然规律的支配，都有其数学的必然性，都因此而得到合乎规律、合于理性的说明。不仅在天体运动范围内，而且在一切普通自然物的范围之内，都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上帝和神灵对于自然物的主宰作用基本上被近代实验科学清洗出去了。近代实验科学具有鲜明而深刻的无神论意义，它直接导致哲学和宗教观上的无神论，这就是：十七世纪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无神论，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遍及整个欧洲的自然无神论，一直发展为十八世纪法国的战斗无神论和十九世纪德国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无神论。
第3篇
科学是沿着一条与人们的直觉设想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它首先总结出的是那些远离我们的物体的规律，然后才慢慢的由远而近：首先是天体，然后是地球，再后是动植物的生命，最后的、而且仍然非常不完善的是人的思维。这种进程很容易解释，对于细节的熟悉反而会妨碍对其全貌的掌握，从天空中观察罗马大道的略图就比在地上更容易些。一个人的朋友可能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的行为，在交往过程中，朋友们可以惊人地预感到他即将采取的行动是什么，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只是随机而动而已，并没感到受什么规律的支配。从个人感官获得的对细节的了解出发，并不是科学探求普遍知识的捷经。不仅简单的自然规律的发现，而且我们所知的世界渐进发展的原理的获得，也是从天文学开始的，但是不同于前者的是，后者发现，其最引人注目的应用却是与地球上生命的成长紧紧相关的。我们今天了解的进化原理，尽管始于天文学，但是它的最重要的科学价值却体现在地质学和生理学上，在哥白尼体系取得胜利之后，进化原理必须与顽固的神学偏见作比天文学更困难的斗争。
事实上，整个发展与渐进成长的理论是从牛顿才真正开始的，该理论如此年轻，对现代人来说很难想象。按照传统的观点，世界是在六天中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上现存的天体、现存的动物、植物以及在大洪水中绝迹的动物、植物，在被创造的那个时候就都是现在的样子。至于说把宇宙的发展作为一个法则，神学家们主张，应该象大多数基督徒所相信的那样，只是在人类堕落时种种灾难的一种结合的后果。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不要吃某些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还是吃了。结果，上帝惩罚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都不能永生，而且即使是他们最遥远的后裔，除了按计划选定的以外，死后也都要在地狱遭受永久的惩罚，在谁会被选定避免惩罚的问题上，则存在很大分歧。从亚当的罪孽开始，所有动物便开始互相杀掠，荆棘丛生，四季更替，大地临祸而不再为人类提供丰盛的品物，人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养活自己。一时间人类曾变得如此邪恶，以致上帝必须以大洪水淹死除了诺亚、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之外所有的人类。后来人类并没有从此变好，但是主还是许诺不会再来一次盖世洪水，而是限制于时而制造些火山爆发或者地震以示惩罚。
应当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被当作实际发生的史实来对待的，它们或者直接源于圣经，或者从其中的文字导出。创世的具体日期可以从《创世纪》中的家谱中推导出来，它记载着每一个世系的族长在多大年龄时生了长子。由于某些模棱两可情况的存在，以及七十三人译本与西伯莱语版本文字的不同，对具体时间还存在某些分歧，但是基督教世界广泛承认的日期是公元前4004年，它由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乌舍(usher)大主教莱特福特(lightfoot)确定，虽然莱特福特认为如果更细心的对《创世纪》进行研究可能会得到更精确的结果。按照他的说法，人类是在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被创造的。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成为一成不变的信仰，你可以相信亚当和夏娃是在十月十六日或者十月三十日诞生的，只要你能从《创世纪》找到根据，就不会有泄渎圣灵之嫌。那一天是星期五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上帝在星期六休息。
科学被指望着要接受这种创世历史的限制，而那些认为这个可见的世界只有6000年实过于短暂的人则受到强烈的攻击。虽然不能再把他们处以火刑或投进监狱，但是神学家还是千方百计对他们的生活制造不幸，想方设法阻止他们的理论的传播。
牛顿的研究成果虽然使哥白尼理论获得认同，但是它却丝毫没有动摇宗教的正统观点。牛顿自己就是一个具有很深宗教情结的人，他相信圣经文字可以启发灵感。他所理解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由发展而来的世界，虽然他的讲义上并没有那样写，但是他认为非常可能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同时被创造的。他认为是上帝的手最初推动了行星，使它们有一个足够的切线速度才不至于落向太阳，只有在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才服从引力定律。虽然在他写给班特莱(bently)的私人信件中，也曾设想太阳系可能是从一个接近均匀分布的原始物质形成的，但是他公开和正式的观点，似乎更倾向于太阳和行星一开始就被创造得象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样子，并不存在一个宇宙进化过程。
从牛顿那里，在十八世纪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信仰：即上帝是规律的制造者，他首先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制定了所有事物必须遵从的规律，而以后的发展上帝就不再干预了。正统的观点是，在总的规律下也容许有例外，那就是与宗教相关的奇迹。但是自然的崇拜者却不相信例外，他们认为一切都为自然规律所支配。这两种观点在教皇的《关于人》的杂文中都有涉及。关于存在例外，他在其中一段写到：
但是当正统的观点被遗忘的时候，万物就只有服从自然规律而不能有例外了，否则就会天下大乱：
在安妮(anne)皇后时代，法则支配原则被接受，那是与政局的稳定以及相信革命已经结束的观念相关连的。但是当人们开始图求变化时，自然法则支配的观念对他们来说就变得不那么一成不变了。
真正有意建立一个太阳、行星以及恒星是逐渐形成的科学理论的企图始于康德，他在1755年出版了《天体理论与自然通史，─按照牛顿原理对宇宙整体力学起源及构造的研究》一书。这是一本非常卓越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它预期了现代天文学的许多结果。它首先提出，所有肉眼可见的星体都属于一个系统，即银河系，所有这些星体大体都位于一个平面上。康德认为它们象太阳系一样，是一个整体。他以惊人的想象力推断星云是类似的、但是却无限遥远的恒星集团，这种观点现在仍然为人们所接受。
他建立的那个理论，虽然很难对其进行数学演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与后来的观测研究相吻合。他的理论假设星云、银河、恒星、行星以及卫星，都是由原始的弥散分布的物质浓聚而成的，浓聚的原因是弥散分布的物质中某些区域具有相对较大的密度。他相信物质世界是无限的，因而创世主也应该是无限的才和乎情理。他认为宇宙存在一种由紊乱到有序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由宇宙重心开始，并慢慢的由那里向遥远的外界扩展，这个过程遍布于无穷的空间而且它也需要持续无限长的时间。
这个理论的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它认为物质世界，即星云和星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它又引进了一个近乎均匀分布于整个宇宙的原始物质逐渐发展的概念。这是首次有人真正试图以演化论来取代突然创生论，有趣的是这种新观点首先是以天体理论出现的，而与地球上的生命无关。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康德的成果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这一方面的原因是他出书时还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年青(31岁)，另一原因是他只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因此在他的假说中，缺乏动力学根据来解释为什么一个自我孤立的体系最初能够自己旋转起来。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的某些部分只是纯粹的想象，比如他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的支持下猜测，越远离太阳的行星上的居民应该越优越，而人类正居于中间。由于这些原因，直到后来拉普拉斯(laplace)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是具有更多科学论证的理论之后，康德的成果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拉普拉斯著名的星云假说在1796年第一次发表，他在《世界系统之评注》中根本没有提到康德对星云假说在很大程度上已有过论述。对于拉普拉斯，正如他在注释中写的，那仅仅是一个“存在疑虑、由缺乏观察与计算佐证的东西引发”的假说，但是现在加以改进后，却统治了整整一个世纪。他认为，现在太阳系中的太阳和行星起源于单一的弥散的星云，渐渐地开始聚集并加快旋转，离心力导致巨块飞离中心而形成行星，同样的过程重复而形成了行星的卫星。作为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自由思想家，他完全抛弃了造物论。拿破伦认为对天堂君主的信仰将鼓励对地上君主的尊敬，当他看到拉普拉斯《天体力学》的巨著中并未涉及到上帝时曾经发问，这个天文学家回答：“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神学界对此当然感到头疼，但是它对拉普拉斯的厌恶被它对无神论和革命的法兰西的普遍对神不敬的恐怖所淹没。结果它与天文学家们的战斗大多轻描淡写而过。
地质学中科学观念的发展，走了与天文学相反的方向。在天文学中，是渐进发展的理论取代了天体恒定不变的信条，但是在地质学中，却是科学的缓慢发展理论，取代了灾变说。灾变说相信地球曾经有过一段剧烈变化时期。一开始人们曾相信地球的全部历史必须压缩到大约6000年的时间里。为了能够解释沉积岩以及沉淀的熔岩是在这么短的期间形成的，人们必须假设以前一段时间灾难曾频繁发生。从对牛顿时代地质学状况的考察，我们知道地质科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天文学的发展。比如在1695年，伍德瓦德(woodward)还曾这样解释沉积岩的生成：“整个大陆都被变成碎块并溶化在洪水中，地壳则是由洪水过后杂乱无章的泥流沉淀而成。”据莱尔(lyell)讲，伍德瓦德曾作过这样的讲述：“整个地壳的化石层是在几个月内积存而成的。”在那之前十四年的1681年，后来成为卡尔特修道院院长的汤姆斯(thomas burnet)牧师出版了他的《地球圣论；包括对原始地球及其整体变化的描述，这种变化包括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直至圆满的所有变化》。他相信赤道原本在黄道的平面上，只是在洪水之后才被推到现在的偏斜位置。(神学上更正确的观点是密尔顿(milton)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倾斜是在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时候开始的。)他认为是太阳的热量把地球晒裂后，地下水喷发而出酿成的大洪水。他坚持第二个混乱期是进入千喜年之后。由于他并不相信有永久的地狱惩罚，因此接受他的观点时应该持审慎态度，而不要把它当成正统的神学观点。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认为关于亚当和夏娃的堕落的故事只是一个寓言，因此，正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国王被迫撤销了他国王议事会议教会文书之职。”慧斯顿(whiston)后来避免了莱尔关于赤道和其它一些错误，他在1696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地球的新理论；圣经中主张的六天创世、世界大洪水以及普遍大灾难是与理性和哲学完全以致的》。1680年那颗慧星使他想到可能是慧星造成了大洪水，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他写这本书的灵感。由于他认为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要比通常的六天长，他的正统地位也曾经受到质疑。
不要以为伍德瓦德、伯奈特和慧斯顿在当时不是出色的神学家。恰恰相反，他们是当时最好的神学家，至少洛克(locke)就非常推崇慧斯顿。
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满了两个学派的争论，一个是把一切都归于水的水成论派，另一个是同样过分看重火山与地震的火成论派。前者不断的收集大洪水的证据，他们特别重视在高海拔的山上发现的海底化石。他们是最正统的，因此正统派的敌手们就千方百计的否认化石是动物的遗体。沃泰尔(voltaire)就对化石是动物的遗体持有深深的怀疑态度，当他对事实无法否认时，就转而坚持说那是被人们带到山上去的。在这一点上，对教条持灵活态度的非正统派反而比正统派更不科学。
伟大的博物学家巴封(buffon)在他的1749年出版的《自然史》一书中提出十四个命题，它们都被巴黎大学神学院的神学教师们宣判为“对抗教会的教规、应该受到谴责的。”东西。其中关于地质的一条断言：“地球上现存的山脉与峡谷是由次级因素造成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同样的因素还将毁坏所有大陆、山丘与峡谷，并重新再造。”这里“次级因素”是指上帝创世法则之外的所有因素。而在当时正统派的观点是，所有的山丘和峡谷、海洋和土地的分布在世界被创造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唯一的例外就是死海，它是由奇迹制造的。
巴封无力与巴黎大学神学院争论，被迫宣布放弃他的理论，并被责成发表了如下声明：“我宣布无意对抗圣经，我坚定地相信创世说所说的一切，包括时间顺序和所有事实；我放弃我书中一切关于地球形成以及任何可能与摩西的告诫相冲突的内容。”显然，与加利略对抗的教训并没有使神学家们在天文学之外的领域里变得聪明起来。
第一个阐述现代科学地质学的是哈顿(hutton)，他的《地球理论》在1788年首次出版，并且在1795年再版了增编本。他假定造成地球表面过去变化的因素现在仍然在起作用，而且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变化在过去要比现在更活跃。虽然这个假定看起来象是一个原理，但是哈顿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它的应用范围，在某些方面又对它阐述得不够。他认为沉积岩沉积海底造成的海水对大陆的侵蚀是造成大陆消失的原因，而新大陆的形成则是由于突发灾难的结果，他没有足够考虑陆地突然沉降和慢慢升起在大陆变迁中的作用。但是所有在他之后的地质科学家都认同他的基本方法，那就是用现在还在发生作用的地质变迁的现象去解释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在漫长地质年代中产生的巨大变迁的原因，就是现在仍然在缓慢导致海岸线移动、高山起伏而动以及海底升降不停的同一种力量。
与摩西年表的冲突使这个观点在其早期难以为人们接受，对《创世纪》坚信不移的信徒们更对哈顿和他的追随者普雷费尔(playfair)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莱尔(lyell)在他的《地质原理》中说：“一小撮人对哈顿派原理的激情，以及在争吵中表现的对正义与崇高精神的漠视，并不是哈顿理论的功劳，只是当时英国大众那种普遍的狂热激情的一种反映而已。多年来法国的一批作家们就通过协作性的努力，通过削弱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来削弱教会的影响。他们的成功以及大革命的成果，引起了意志坚定的人们的警觉，但是对于那些胆小的人们，革新带来的恐惧则象梦魂一样萤绕着他们。”直到1795年，英国的富有者都一直把非圣经的原理看作是对财富的侵犯，甚至是把他们拉上断头台的威胁力量。许多年中，英国人的主张还不如大革命之前自由。
由于地质化石资料表明了大量的生物已经消失，所以地质学的进一步发展就与生物学混在一起。如果仅仅考虑世界存在的久远性，通过把“六天”解释成“六个时代”，地质学和神学便可以达成某种共识。但是对动物的生命这样的问题，神学发现它的一贯立场却很难容入科学的框架。在人类堕落之前，动物之间不应该存在互相残杀，所以现存物种都是方舟中保存下来的，除了极少数外，灭绝的物种都是在大洪水中淹死的(这种主张也有它的困境。圣奥古斯丁就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上帝制造苍蝇的原因而向上帝忏悔。路德则这几乎强词夺理地大胆断言，苍蝇是魔鬼制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干扰他撰写有益的论著)。物种是永恒不变的，每一物种都是创世时分别创生的。对这种主张的任何疑义都会招致神学家们的敌意。
神学的困境始于新大陆的发现。美洲远离阿拉拉特山(mount ararat)，在那里存在的许多动物却不能在它与阿拉拉特山的中间地带找到。那些动物怎么样才能迁徙如此之远，而又没有在路上留下任何它们的同类？有些人认为是远航者把它们带去的，但是这种假设也有它的困境，虔诚的耶稣会信徒约瑟夫阿考斯塔(josephacosts)就为之深深困扰，他献身于将印第安人转化成基督徒，但是他自己的信仰却发生了动摇。在他的《印度群岛自然精神史》一书中不无道理的说：“谁能设想一个远航者会不怕困难，把狐狸带到秘鲁，特别是那种叫做‘艾狎斯’的、我所见过的最肮脏的那种？同样地，谁能解释他们携带了老虎和狮子？这种想法简直可笑之至。很难设想一个被迫出航的远航者，在自己的生命都时时被风暴所威胁时，会带着狼和狐狸到海上并对其奚心照料与饲养。”这类问题导致神学家们做出新的解释：这种肮脏的艾狎斯狐狸和其它笨拙的野兽，是偶然由太阳用淤泥制造的。不幸的是并没有证据显示这和方舟有关。但是即使你接受他们这种说法，也无法解释许多现象。比如说那些运动迟缓、懒慢的南美树赖，是如何从阿拉拉山达到遥远的南美洲的？
随着动物学的进展，众多的种类逐渐被发现，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麻烦。现在所知的动物多达数百万种，如果每种都有两个放在方舟上，其拥挤程度将不堪设想。还有，是亚当给所有的动物起的名字，在他的生命之初那似乎是一个过于庞大的任务。澳大利亚的发现又带来了新的困扰。为什么所有的袋鼠，一只不留的都跃过了淘瑞斯海峡？按照那时的生物学的进展，太阳从污泥中制造第一对袋鼠的说法是难以立足的，因此就有了一种对全新理论的强烈需要。
在整个十九世纪，所有这些难题引发了宗教信仰者的思维。比如由《上帝存在之必要》等书的作者、苏格兰神学家威廉基勒斯徘(william gillespie)所着的《 地质学的神学，一如休米勒(hugh miller)等人所例证》一书就是一个例子，这本书在1859年，亦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的同一年出版。它谈到“地质学家的引起恐慌的假说，”并谴责他们“善于莽撞攻击而怯于深刻思考。”作者考虑的主要是休米勒在《岩石的证据》中提出的问题，休米勒在那本书中坚称：“在人类获罪、受惩罚之前那段没记载的年代中，动物在创造之初就处在与现在完全相同的互相杀戮的状态。”休米勒还生动、不无恐怖地描述了在人类存在之前，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互相杀戮、残害时所使用的工具。具有深深的宗教信仰的他，很难理解为什么造世主要把这种痛苦加在这些无辜的生灵身上。尽管面对这些证据，基勒斯徘还是大胆地重新确认了正统的观点：低级动物遭难与死亡是由人类的罪恶造成的，他还引用圣经中“人带来了死亡，”一句话，来证明在亚当吃苹果之前动物是不死的。在引用了休米勒描述灭绝动物互相残杀的文字后他惊呼，仁慈的造世主不可能创造那样的怪物。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的进一步论点就难以理解了。他似乎在试图否认地质学的证据，但是最后他失败了，他承认大概存在这样一种怪物，但是它们不是上帝直接创造的。它们一开始是无辜的动物，只是后来被魔鬼引入歧途；或者象猛猡猪一样，它们的灵魂被恶魔占据了。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圣经中记载了关于猛猡猪的故事，猛猡猪是许多东西的绊脚石。
埃德蒙古斯(edmund gusse)的父亲、自然学家古斯曾做过一个奇怪的尝试，以图保留正统教义在生物学中的地位。他全盘接受地质学家的关于世界具有漫长历史的论证，但是坚持造物主在创造这个世界时，就把它创造得“似乎”已经具有漫长的历史。在逻辑上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神学家们断定，亚当和夏娃生有肚脐，使他们看起来就象正常出生的人一样。岩石也被填充了化石，使它们看起来就象是由火山活动和沉积造成的一样。但是如果这种假设是成立的，创世的时间就可以定在任何一点。我们可能都是在五分钟之前才存在的，只要赋予我们以造好的记忆、穿上有窟窿的袜子并且长着需要理的头发就行了。因此尽管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却不会有人相信它。古斯痛苦的发现，尽管他的假设在逻辑无懈可击，但是却没有人接受这种对神学与科学数据调和的理论。神学家们根本不理睬他。神学家采取的做法是通过放弃许多原本属于他们的领地，来确保他们仍然拥有的领地牢不可破。
动植物通过遗传和变异而逐渐进化的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地质学而发展起来的，它可分成三个部份。第一，事实非常确切地表明，越简单的生命形成的时间就越早，而结构越复杂的生命登上生命舞台的时间就越晚。第二，后期的、具有高级组织结构的生命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由早期的`低级形式通过一系列的改进而形成的，这就是生物学中通常所说的“进化”理论。第三就是对进化机制的研究，亦即研究变异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某种生命的幸存要以其它生命的消亡为代价，这种研究还非常不完善。尽管对它的机制还存在着怀疑，进化论的普遍原理已经被生物学家们广泛接受。达尔文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进化机制，即自然选择，是它使进化论更可信。尽管他的假设仍然被认为是对的，但是现代科学家们已经不象当时的人们那样对它那么满意了。
第一个对进化论做出杰出贡献的生物学家是拉马克(lamarck)，但是他的原理并没有获得认同。这一方面是由于物种不可改变的偏见对他的排斥，另一方面是他所提出的变化机制是科学家所不能接受的。他相信动物身体中新的器官的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它感受到了新的需求；他还相信个体后天获得的功能也会遗传给它的后代。离开第二个假设，他的第一个假设对解释进化是毫无用处的。达尔文抛弃了他的第一个假设，但是却接受了他的第二个假设，但是它在达尔文体系中的地位远远没有在拉马克体系中重要。第二个假设，亦即个体所后天获得的特性可以遗传的假设，被魏斯曼(weissmann)断然否定，尽管对此仍存争论，但是证据显示，除极个别的情况外，唯一可遗传的个体后天特性是生殖细胞的改变，而那是极少发生的。所以拉马克的进化机制是不能被接受的。
在1830年首次出版的莱尔的《地质学原理》一书，用地质学证据充分肯定了地球和生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因此受到正统宗教的强烈攻击，但是在它的早期版本中并不倾向于有机进化的假说。莱尔在书中认真地讨论了拉马克的理论，并以科学的观点将其否定。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发表以后的出版的版本中，莱尔谨慎的倾向于进化理论。
达尔文的理论基本上是自由经济世界中，马尔萨斯人口论在动植物研究上的一个推展。尽管所有的生物都繁殖得非常迅速，但是大部分在达到生殖年龄之前就死掉了。一条雌性鳕鱼一年可产九百万只卵，如果所有的卵都能成活并进一步产卵，几年之内海洋就会被鳕鱼填满，而大陆也会被洪水吞没。除了大象之外，人类是自然增长速度最慢的动物，即使这样世界人口也在大约二十五年内就增加一倍。如果人类依此速度增长，两个世纪后，世界的人口将达到五千亿之多。但是我们发现，作为一种规律，事实上动植物的总量几乎是不变的；在多数时间内，人口总数也变化不大。因此，无论是在同一物种之内还是在不同物种之间，都存在一种恒定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中的失败者将会死亡。由此而来，如果一个物种中的某些成员在某些方面强于其它成员，它们就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如果这种优势是后天获得的，便不会直接传给它们的后代，但是如果是先天的，就可能、至少部分的传给它们的后裔。拉马克认为，长颈鹿的脖子就是它们伸长了去吃高枝上的叶子而形成的，并且这种后天的特征可以遗传下去；与此相反，达尔文派的观点，至少在经过魏斯曼改造后的观点是：出生时脖子就较长的长颈鹿比较不容易挨饿，因此更容易活下来并繁殖后代，它们的后代也可能会有较长的、甚至比父母还长的脖子。如此下去，长颈鹿就会逐渐发展出它们固有的特征，直到形成最适宜生存的脖子长度为止。
偶然变化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变化，达尔文自己也坦诚他不知道。观察表明，即使同一父母的后裔也不一定就很相象。驯养动物的特性已经被通过人为选择而大大改变：人工驯养的奶牛产奶量高，驯服的赛马跑得快，放牧的羊也能产出较多的毛。这种事实充分表明了选择在进化中的作用，它们为达尔文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不错，饲养员不能把鱼变成袋鼠，也不能把袋鼠变成猴子，但是经过极其漫长的岁月，诸如此类的巨大变化却是可以发生的。许多证据表明，动植物来自共同的祖先。化石资料显示，现存许多非常不同的物种之间的过渡种类在过去曾经存在过，比如已经绝迹的飞龙类动物，就介于鸟类和爬行类动物之间。胚胎学家还发现，胎胚在生长过程中，重复着早期的进化过程，哺乳类的胎儿在其发育的某一阶段具有发育不全的鳃，而这个发育不全的鳃并没有任何功用，因此只能解释为返祖现象。从不同侧面论证的结果，使生物学家相信，是进化和自然选择带来了物种的变化。
达尔文主义和哥白尼主义一样，都严重地冲击了神学。这不仅因为它否定了《创世纪》不同物种是由上帝分别创造、并且不可改变的断言；不仅仅因为它说明了生命的起源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而使正统教派震惊；也不仅仅因为它阐述了动物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天意的恩赐；比上述种种更为难以容忍的是，进化论者竟试图证明低等动物是人类的祖先。神学家和没有受到教育的人们正是抓住这一点不放。“达尔文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使世界惊恐万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达尔文所以相信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己长得象猴子(他当然不象)。在我小时候，我的一个家庭教师就曾经非常庄重地告诉我：“如果你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我会感到你非常可怜，因为你不可能即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而又是一个基督徒。”即使现在，在田纳西洲讲授进化论也还是非法的，因为它被认为是与上帝的言辞不相容的。
当这个新原理刚刚出现时，许多信仰宗教的人们，在证据面前不得不对它表示信服，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宗教信仰能得以保留，但是神学家们则很快预感到了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缺乏逻辑知识的人们，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时，在接受一种改变时，往往不去设想那种改变可能引发的其它变化，在这种环境中，进化论当然就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当一种革新可能带来的所有结果，都按逻辑同时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那种对于习惯的巨大冲击，往往使人们容易把它全盘否认。但是，如果你把革新的后果一个一个的相隔一、二十年呈现给人们时，他们就会被引诱着跟随你前进，而没有太多的抵制。尽管十九世纪的文化与政治的伟人们，在时机明显成熟时，也希望能够引发变革，但是他们往往不是去进行革命性的突变。革新者的这种审慎而有效的态度，反而使十九世纪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世纪。
神学家们比普通大众更清楚地看到了进化论将会带来的后果。他们指出，人类具有不朽的灵魂而猴子则没有；基督是为了人类而不是为了猴子而死的；人类具有上天赋予的是非观念，而猴子则是完全受本能支配的。如果人类是通过难以察觉的步骤缓慢地由猴子变来的，那么在什么时候他们突然具有了那些重要的神学特征呢？1860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的第二年)，在全英协会上，威尔博福斯(welberforce)对达尔文主义恐吓说：“自然选择原则和上帝的言辞格格不入。”可惜他的雄辨却徒劳无功，人们相信支持达尔文的胡克斯莱(huxley)驳倒了他的论证。彻切斯特(chichester)神学院院长在牛津大学的一次布道会上说：“尽管圣经中明确记载，人类的第一个父母是被上帝创造的，但是有些人却枉顾事实，试图用异想天开的现代进化论取而代之，这种论点毁坏了拯救人类的通盘计划”。坚持对背离正统信条的言行决不宽容的卡莱勒(carlyle)更攻击达尔文是一个“崇拜下流的使徒。”但是人们却不再害怕教会的不快，动植物种类的进化原理不久就为生物学家所接受。
在十九世纪，尽管自由派的领袖们自己也极力避免过分的自由，但是当时的时代却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葛莱斯彤(gladstone)对进化论的态度就是当时非科学界的世俗基督徒的普遍态度。在1864年，两个不相信存在永久的地狱惩罚的神职人员被英国枢密院法律委员会宣判无罪后，葛莱斯彤曾经惊恐地说，如果这个判决的原则被接受，那就意味着“基督教的信仰和它的反对者可以并存。”当达尔文的理论第一次发表时，他以一种对传统的上帝统治论同情的口吻置疑进化论：“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有了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则世界也不需要上帝的统治了。”不过他后来渐渐地修正了他的立场，他对达尔文也没有个人恩怨，在1877年他还亲自拜访了达尔文。整个拜访中他所谈论的只是对保加利亚人暴行的不安，而不是进化论。在他走后，达尔文曾经真诚地说：“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竟特意来看我，这是怎样一种荣耀啊！”至于葛莱斯彤对达尔文的印象如何，历史上并没有记载。
现今的宗教已经接纳了进化论的原理，并且还从中引伸出了新的论断。它告诉我们“一个与日俱增的意志贯穿了所有的时代，”进化论就是上帝心中始终存在的一种计划的体现。似乎在那个令休米勒担忧的野蛮时代，当野兽以其凌牙利角互相残杀时，上帝却在静静地等待着人类，那个更残忍、更能制造痛苦的生灵的最终出现。为什么造物主偏要通过逐步发展，而不是更直接的手段去达到他的目的？现代的神学家们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难道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真的会那么圆满、辉煌吗？神学家们也没有办法消除我们深存的疑虑。象一个刚刚学会认字母的小孩一样，我们也难免心存疑虑，为了那点微乎其微的结果，真的值得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吗？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人们对于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神学持怀疑态度，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和七十年代，当进化论的原理刚刚风行时，进步被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而接受。难道我们不是在一年比一年富有？尽管税率在不断降低，我们不是照样享有预算的出超？我们的机器难道不可以堪称奇迹？我们的议会制政府难道不是那些启蒙的外国人争相效法的典范？谁会怀疑这种进步将无限延伸下去？人们有种种理由相信，那个促成这种进步的科学与机械，将会继续产生更加丰盛的果实。在当时的世界，进步似乎是生活的一种普遍现象。
但是即使在当时，对于沉于思考者，与进步相对立的力量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导致增长的规律也同样会导致衰退。总有一天，太阳会冷却下来，而地球上的生命也会消亡。动植物的时代不过是过热与过冷两个纪元交替中的一段插曲。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宇宙进步的法则，相反，由于能量的不断扩散，整个宇宙只有一个在平衡点上下振荡并缓慢下降趋势。从现在的科学观点看，这是最有可能的趋势，而对于我们这个幻想破灭的一代，这也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就我们现在所知，从进化论出发不可能产生一个对宇宙的终极持乐观态度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