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推荐推荐推荐像万历十五年一样的书3篇(挖掘历史史料的魅力：推荐像《万历十五年》一样的好书)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广受欢迎的历史传记，讲述了明朝万历皇帝的生平故事。它不仅揭示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也深入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古代皇帝的性格特点和政治手腕。下面为大家推荐一些像《万历十五年》一样的好书。

第1篇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礼”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礼”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礼”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阴”的一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有些史学家，粗鄙地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第2篇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 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 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在分析、对比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历史)，不同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符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一定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可以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可以自保，冯保可以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同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历史。

下面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这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但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对比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但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后来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可以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老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己的老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己的老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因此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只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面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但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一本书，让我们看透了历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与官僚的相同于不同，也看到了现代发展的启示。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要感谢当年明月，他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角度。

第3篇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评价很高的书。暑假中读后颇有感触。下面分几个部分谈一谈。

一、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为了写书、做论文，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二、谈谈这本书。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书中有如下论述：“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它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缴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一千两。与其相似，全国布满了这段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书中可见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犹以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症结。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不得善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原来只有英文版，后应国内读者要求，才有了中译本。其英文版原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正是由于很多历史学者忽略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年份里发生的事情才未有所得，而作者却以审慎的态度洞悉了这段时间内那些看似细枝末节却可以以小见大的变化，才能由此独到的见解。

三、谈一谈引申出来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为例。海瑞作为一个御史，尽他的责任，直言敢谏，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直指皇帝的过错，实为清正。而他的作风不但皇帝看不惯，连朝中百官都人人对他的行事习惯有怨言，其中不乏许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固然令人尊敬，却没有一人按照他这个榜样来办事。原因就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另一套为大众所接受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这正道上已是人迹罕至。

举一例说明：当时朝廷上派遣钦差到各地巡查。名为巡查，实则捞油。每到一处必是明里或暗里的向地方官员要好处。而地方官员也正好趁此机会送钱打点，一则为自己官场升迁打基础，二则可以保住官位，在所辖之地横征暴敛而不被处理，两厢情愿，心照不宣，何乐而不为?而两袖清风的海瑞可不管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钦差几次暗示却反被海瑞参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己的那点事儿也被揭发。

按理说海瑞的做法并无不妥且是极为正确，可在当时的规则之下必定是要引起惊涛骇浪的。何也?是时此种上下官员的交易方式已经不再是地下的受贿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趋势。系统之中的每个个体已经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找到了晋升的途径和维持生计的办法，习惯成自然，只要人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场已经形成，为什么要改变呢?偏偏就在此时，海瑞半途杀出，非要搅个天翻地覆。一旦当前的系统被颠覆，每个个体都必须重新定位去适应新的规则和关系，现在的既得利益到时候就不知道能否找回，谁愿意去改变呢?海瑞的行为就像一个印第安部落里闯入的欧洲人，无异于砸天下所有当官的饭碗。习惯了一套可以让他们获益的规则的人们会在有人想颠覆它的时候奋起反抗的，习惯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因此被碰得头破血流，赋闲在家，晚年凄惨。制度造成了这一切。

就像《教父》中提到的，“一个社会一定存在着两套规则”。当正道行不通的时候，人们必然去寻求另一条“非正道”。而那非正道却往往比正道更有效，因为非正道是人们在正道走不通的情况下经过艰辛探索得到的最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