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读书心得2篇(挖掘千古之音，感受诗经魅力——读《诗经》有感)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诗歌集，许多诗歌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等，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读《诗经》，不仅可以体味其优美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还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源流。
第1篇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举重若轻的作用。它展现了当时的风情风貌，集古代人民的智慧，是我国史上独一无二的瑰宝。
而在此次寒假，我慕名阅读了《诗经》。终于懂得了孔子为何说“不学诗，无以言”。《诗经》中含有无尽言语智慧。“赋”，“比”，“兴”使得《诗经》中的内容生动，有趣，使得书中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场景活泼有趣。以下便是我此次的读后感想。
提起《诗经》，不得不说的便是它的三部分：“风”，“雅”、“颂”。这都是书中的精华。“风”取自于民间，是描述古代各国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写照，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劳动生活，反映了人们的丰富内心。
“风”描绘了纯洁美好的少年少女对爱情的憧憬。如熟能知晓的《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展现了少年间大胆的追慕;“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则是使一位苦思冥想如何追求淑女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又有《静女》一诗，而其中“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则是展现了等心爱之人不止的少年的焦灼心理，“静女其娈，贻我彤管”自是反忖了少年面对心爱之人的出现的开心，更是喜悦于喜爱之人所赠的一株小草。这虽然是一个物质并不丰富的时代，但是仅仅一株小草、一枚小花，都可以藉慰一对碍于交通不便而少于相见的爱侣。这不禁令人感叹古人对爱情的纯粹和尽心尽力，令人向往如此单纯的感情。
然而他们中间也有对爱情的愤怒和失望，反映对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痛恨。其中《谷风》中“不我能蓄，反以我为仇”是多大的痛苦啊，女主人公尽心尽力地服侍，尽力地帮助他人，然而却遭到夫君的仇视。以及《氓》中的“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则是遭到遗弃的女子怨其夫君的见异思迁，虐待自己，违背誓言，最后从痛苦中醒悟出来，与丈夫断绝关系。
?诗经》中有不少宴饮之乐。其中《常棣》赞扬了他们宜室之乐，妻儿和睦的场景。这种话语能够很容易通过奏乐使宴会感染到欢快和睦的氛围。也还有借机抒发朋友之间的不舍之情，《白驹》中“慎尔优游，勉尔遁思”表现主人家的再三挽留，依依不舍。《南山有台》则是借宴会之际宣扬求贤若渴，歌颂先王的主题，“乐只君子，邦家有光”则表现贤才先王的李国邦家之能，高度赞扬求贤的行为。
当时人们喜欢通过宴乐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愿。阅读《国语》之中，较为典型的则是晋公子子重与秦王襄公的宴会对答。还有则是歌颂诸侯的德行功苦，如《桑邑》、《大田》、《甫田》之类。
不同于“风”、“雅”，“颂”则是收录于诸侯的祭祀之曲，以追颂先祖之德，警戒自我以及后来子孙，展现了周朝都有的宗族制度和错综的宗族关系。
?诗经》收录了不少祭祀藉农劝桑的诗歌，如《臣工》，便是典型的藉农祭祀曲，“嗟嗟臣工，敬尔在工”则是告诫百官重视农业生产。古代不仅重农，更是重视鬼神宗祀，借此宣传先祖之德，来彰显家族的尊贵，以提升家族的声望和长治久安，以《雍》为典例，“宣哲维人，文武为后”便是对文王的赞美之词。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人们对于自家的宗族祭祀尤为注重。一系列的繁重礼仪，充分体现了“颂”在于周朝生活的重要，《雍》便是撤去祭品时所唱。
?诗经》中所采录的“风”、“雅”、“颂”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性为我们描绘了??
第2篇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