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电影观后感5篇(《红高粱》：一个充满情感与力量的电影之旅)
《红高粱》是一部由张艺谋执导的经典电影，该片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故事展示了在中国大革命时期，一个小山村中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影片通过细腻的画面、动人的音乐和深入人心的剧情，将观众带入一个充满荒诞、悲剧和希望的世界。在观看《红高粱》后，人们对于人性与命运之间的纠葛，充满感悟。
第1篇
昨日在学校的两节语文课上，在语文教师的带领下，和自我班里的同学一齐把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看完了。可是观影质量很差，那个清晰度不怎样高，并且还是用投影仪放大了的，很多镜头人物面部表情都看不清...并且我们还是分两节课分开看的，第一节课看了一半、第四节课又播另一半，又因为上厕所导致中间有几分钟我甚至没看上...弄得我很是气愤啊~再加上，我们班那帮子同学...一看电影就结伴聊天、乱吐槽，不认真，真是恨我胆子太小，如果我是个猛男的话早就跳起来把他们骂将安静了、还好那天刘玮同学没有来，他要来了那儿更乱...
由于昨日的观影条件很差、观影环境也较恶劣~并且已经隔了一天了...所以我估计我对影片的欣赏和理解也会受到影响，可是影响和不影响也没啥大要，因为我本来也没啥独到见解或精辟点评...就写点儿自我看法罢了。
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以往说过：“文学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对团体潜意识的寻找。”我认为这句话用在电影艺术上也很适用，尤其是放在电影《红高粱》上看，就更显得其真谛...
?红高粱》看起来给人一种过瘾的感觉，也能够说是一种冲动的感觉，我们都明白这种冲动的感觉是源自于一种荷尔蒙的作用。那么为什么《红高粱》能够作用我们的荷尔蒙呢?答案就是前面所说的，是因为红高粱找到了我们的团体潜意识。团体潜意识，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人人都渴望的到自重感、再比如说我们都渴望被爱、渴望被崇拜，那么《红高粱》抓住了我们哪种潜意识呢?我认为，就是《红高粱》中血红血红的高粱酿出的血红血红的红高粱酒中的加入尿的野味儿的“十八里红”酒所散发出来的“酒神意识”，这种“酒神意识”象征着一种叛逆意识，是一种带着野性透着野味儿的解放意识，是一种最原始的、最纯粹的东西。正是因为它的原始、它的野性，才切中了我们大家的潜意识里的要害。
人是种动物，人类在进化为高等动物之前都是富有野性和血腥残忍的质性的，是没有之后礼貌的感染的。《红高粱》中，高粱是红的，高粱酒也是红的，首先这种色调，就给观影者带来一种冲击力十足的血腥气息;十八里坡是个荒山野岭的地方，是个封建落后的地方，那里的结婚习俗和过去一样，是由父母做主的包办婚姻，片中的新娘子不愿意迎来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带着剪刀去赴婚...这也正是这种倔强的反叛意识的体现，她叛逆着这封建礼教对婚姻自由的剥夺;姜文饰演的男主角，为了自我心爱的女人能够幸福、自由，他杀了新娘子的未婚夫，这正是一种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对自由的召唤。他为了守候自我的感情，利用自我的智谋和勇气，去肉店里面引出恶霸并行刺，最终又放了恶人，恶人也为还恩放走了他，这种霸气和爽快对我们现代礼貌礼教而言不也是一种叛逆和挑战吗?;日本军队占领十八里坡之后，毁高粱、扒人皮，对他们十八里坡的村名们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和强势的压迫，可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村里的男人们奋起反抗，连夜在高粱地里设好埋伏，在第二天早晨准备跟日军决一死战，虽然最终计划破败，男人们和日军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但这更加使观众感觉到那种不畏强权、不甘自堕、保家卫国、为自由而战的反抗精神
?斗争意识，一种野性的回归所展示出的巨大力量。对，正是这种力量，激发了我们的团体潜意识，正是这种力量，引发了我们深深的感动和思考，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勇敢?是什么令他们所向披靡、勇往直前?是什么能代表他们那不羁、纯粹、铿锵的人格魅力?我想，是他们守护的红高粱，是他们脚下金黄的高粱地，是他们酿造的融着尿液的高粱酒。正是这种血红血红的高粱酒里的情谊，诉说着他们动人的形象和感人的故事;正是这血红的高粱酒里的精神，促成了他们对酒神的崇拜、引申出了“酒神意识”;正是这血一样的红高粱酒里的酒精，使我们感到了这充满野性的力量对我们荷尔蒙的冲击，找到了我们团体的潜意识......
随着这种荷尔蒙的巨大冲击，在酒精的作用下，影片的结尾，强壮又结实的男主人公站在废墟上，身旁是当时还年幼的“影片讲述者”的父亲，看到了黄土高坡上的日全食，整个世界、还有他的眼镜，都随着红高粱酒永远的变红了......这永恒的红，和这惨痛而壮烈的结局，仿佛在预示着什么，是否、这样的结局预示了一种野性的反抗意识的悲惨命运呢?为了自由，他们同命运斗争着、他们同日本人斗争着、他们也同自我斗争着，而又为了这种斗争，他们最终迎来这惨烈的结局、以求获得那无价的自由...这不正是一种永久的红吗?伴随着这浓烈的红，影片中的“闹婚曲”“示爱曲”“酒神曲”又萦绕在我们耳边、回荡在我们心头，就像那永久的红一样，久久不能忘怀...
第2篇
那儿，有放眼望不到边的高粱地，那儿的高粱酿出了著名的三十里红。那是电影《红高粱》里的高密，高密有许多酿高粱酒的酒坊。高密人喜欢红高粱，喜欢红高粱酿的酒，他们更喜欢这片孕育出遍地红高粱的土地。
?红高粱》中的高粱地被日寇打破了原本的平静。原本占山为王的土匪花脖子、有一帮兄弟的余占鳌以及子女都牺牲了的县长，单家年轻的当家女人——九儿，多股力量集结在一齐打鬼子，与妄想侵占自我家乡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
与红高粱为伴的高密人，决不放弃这一方水土!日本的少佐妄想征服高密人的心，让其自愿成为亡国奴，高密人决不答应，誓死抵抗!战场上痛失三个儿女的父亲、高密的县长带着一轮椅的炸药，九儿唱着《高粱》曲儿惜别心爱的人，将日寇引到高粱地里的酒棚处，燃了日本鬼子口中夸赞的著名三十里红，燃了这高密的生灵，炸得鬼子无处可躲，也在这高粱地为自我安了身。
九儿是当年千千万万抗日人民的缩影。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质朴、善良、勤劳和勇敢，看到了他们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也看到了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的善良质朴、和这一方土地的美丽富饶更激起了我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之情。
影片中，美丽的高粱地是高密人生活和抗日的主要背景。这样的画面让人感受到，高粱融入了高密人的生活，高粱的灵性和精神融进了高密人的骨子!抗战八年，八年中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这方水土，与敌人进行英勇的抗争。不仅仅是高粱熟了能够红满天，还有场上厮杀的英烈的鲜血染红江山。高密人的朴素像红高粱，高密人铁骨铮铮的血性也像红高粱。他们扎根于这片土地，深爱这片土地，为捍卫这片土地能够献出自我的献血甚至生命。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赶走日本侵略者，所以他们紧跟共产党前仆后继，誓死保卫自我的家乡，绝不容许侵略者占去一分一毫。
在这高粱将要红满天的季节里，迎来了中国抗战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再次观看了《红高粱》这部影片，当年驰骋于战场浴血奋战的年轻人，如今已过了耋耄之年。新一代的军人接过了他们手中的红旗，传承了他们身上不屈的精神，站在时代的前列，捍卫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高粱酿成的美酒，源远流长，代代传承。影片《红高粱》中的抗战时代虽已成为历史，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对和平的追求是永恒的。《红高粱》以电影艺术的形式告诉世人，什么才是真正的红色民族魂。
第3篇
?红高粱》给我的总印象，集中到一点，就是充分地全力地表达了影片作者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这是一部带上张艺谋强烈主观意念的影片，应看做是一部较典型的作者电影。
在《红高粱》中，张艺谋对原始生命意志、生命力之不可抗拒的赞颂与褒扬，堪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达到了几成精粹的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就是一种五体投地的崇拜境界了。
首先是对性的神力的崇拜。在“颠轿”一场戏中，从表层来看，它是偌多抬轿的粗野壮汉对花轿中一位红装红盖头新娘的戏谑式恶作剧;但从深层来看，它既是几条赤膊壮汉面对新娘九儿的魅力所萌动的性的潜在欢悦与渴望的自发宣泄，又是对九儿面临不合理不人道的两性结合却又爱莫能助的悲凉、怨愤之情的自发发作。而惟一能使这一载歌载舞的“颠轿”迪斯科从疯狂的顶点戛然而止的神力，不是别的，正是轿中九儿的几声哽咽的啜泣声。编导在这一情绪与节奏的转变点中，把这群粗野壮汉内心合乎人伦天性的美好性灵洞悉与烛照出来，是影片开始首先打动人心的点睛之笔。这一节奏休止造成的情绪落差，确定了九儿在野汉们心中实际占据的真正神圣的地位，是影片对性的神力崇拜的一个明证。而在这群抬轿壮汉中，又惟有“我爷爷”余占鳌，以其更加强烈的受性的神力驱使的生命意志力，敢于把自己内心的骚动与渴望一一付诸外在的实际行动——比之于其他壮汉，余占鳌确实高出一筹，是名副其实的独占鳌头——凭着九儿曾给他的一个美目顾盼，以至于接踵而来的杀夫、劫妻乃至高粱地里的交欢野合，都成了一桩桩不再是施暴施恶而是全部顺理成章的一揽子“仁”事美差了。这里的“仁”，不能以狭隘的法的定律为准绳，而必须从更加宽泛的自然与原始的生命定律——种的良性繁衍与发展、种的优胜劣汰中去寻找;而这里的“美”，自然是进行了艺术的选择与渲染的电影美(如略去了“杀夫”的直接描写等等)。当银幕上展现九儿痴迷地后倾倒地的诗一样朦胧的近景，余占鳌跪在那方倒伏高粱空地上的呈红色“大”字状展开的九儿身前的俯瞰大远景(这里干脆是一个宗教式性崇拜、生殖崇拜的肃穆仪式了!)以及逆光中红高粱影影绰绰在丽日和风中摇曳的动态空镜，可说是把影片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此情此景以及情景交融的铺绘中推到了艺术美的制高点——不过反观影片，张艺谋实在应当在此处把文章的浓度做得更足一点，以使这一“天作之合，地成之美”的红高粱地交欢场面，华彩乐章般地达到更其神圣化的境地!
其次是对死的神力的崇拜。在《红高粱》中，张艺谋要展示我们的人生图景是：这些十八里坡人，他们男欢女爱，活得自由自在，活得痛痛快快;而为族仇国耻，他们也一定奋起抗争，报仇雪耻，哪怕是为此而死——而死，也是要死得自由自在，死得痛痛快快!生死爱恨之两极，相反相成而一致。确实，这些人说死就死，那个李大头、那个冒充“秃三炮”的路劫者等等，似乎是死得那么容易、那么轻松又那么无声无息。这里自然不是指这些消极意义的死。而那些有积极意义的死、那些为反抗外族入侵而就义之死——无论罗汉大叔还是九儿乃至“秃三炮”之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与炮火之下，都成为壮烈牺牲之死、震慑人心之死!为此，张艺谋在影片中不惜让人接受血淋淋的感官刺激，并让牛的被屠宰与人的被屠宰之均成牺牲做了强化对比。对此，我们当不能表面地视之为在对“牺牲”一词做其概念本义的训诂图解，而是内在地在隐喻牛的牺牲与人的牺牲之不可同日而语。影片的结局使嗜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明白：牛是在沉默中被屠宰而成牺牲，人则在爆发的反抗中成就自己的牺牲，并将与屠宰者同归于尽。这一表现，也最终成为了对死的神力的证明。
第三是对酒的神力的崇拜。被美其名曰“十八里红”的高粱美酒，其品格在被重复唱过两次的《祭酒歌》中得到了最高的褒奖：“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口不臭……喝了这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而余占鳌正是在一醉方休的酒的神力中，把自己同九儿在高粱地里的私情一吐为快，并在十八里坡人中自古至今传为美谈的——红高粱酒的神力，就是十八里坡人的狂放不羁的神力;红高粱酒的品格，就是十八里坡人的自由自在的品格。一四七，三六九：九儿，这个十八里坡的惟一女性，不正是在她入主十八里坡酒坊为掌柜的那一刻，向酒坊众伙计们第一次宣布了自己的小名就是“九儿”(酒儿)吗?酒与人，其神力与品格之所以一致，就因为两者都诞生于红高粱地。十八里坡人以酒为氛围，十八里坡人以酒为依托;酒弥洒在十八里坡的人群中，酒成了十八里坡人调节与强化人际感情关系的催化剂。说穿了，影片对酒的神力的崇拜，就是对十八里坡人的神力的崇拜。
?红高粱》以对性、对死、对酒的神力的崇拜，表现了对人的本性中最基质的精神源泉——原始的生命欲望、意志即生命本质力量的崇拜;它在影片中得到了摧枯拉朽、恣肆汪洋的充分展现，使影片不同凡响地“游乎逍遥放荡纵任变化之境”1。这是当今中国影片的一次破天荒的尝试与探索。我认为，影片得以在国际影坛赢得共鸣与一致喝彩，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断不是用“愈是有民族性就愈有世界性”一言所能概括的。
第4篇
影片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影片公映后，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在当时一张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情况下，该片票价居然炒到5-10元。影片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
杨凤良导演当时在《红高粱》剧组任副导演，他披露了当时寻找演员的过程：“当年巩俐还在中戏表演系读二年级，也就22岁。‘我奶奶’这个角色很关键，寻找的过程也比较费脑筋，找了几个人选，史可也是候选人。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北影导演李文化的女儿、当时也正在中戏导演系读书的李彤说：巩俐演这个角色肯定合适。和巩俐见面谈了不到10分钟，她当时看上去很瘦，但是很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分别给巩俐和史可造型，发现感觉不太一样，后来又拍了她们两段小品，还是觉得巩俐更合适。”张艺谋曾谈到他第一次与巩俐见面时的情形：“第一印象是清秀、聪明。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女主角对不上号，经过进一步接触，发现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泼辣的样子。外表不张扬、夸张，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传达出来。”杨凤良称：“《红高粱》剧组选演员实际上出发点特别简单，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也没有所谓的炒作，就是想找长得像的人物。选择姜文也是如此，那时他已经演过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了，可以算是很有经验的演员，我们知道他演过，有意不去看《芙蓉镇》，如果看过他演的秦书田，或许就不会选他演《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当时的想法极其简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干净得一塌糊涂，包括那时人的心境也是如此，现在再也找不回来了。”
中国与柏林电影节的缘分，起于1981年，那年上影厂的《燕归来》有幸代表中国入围参赛。在1988年之前，中国影片《乡情》、《血，总是热的》、《雅马哈鱼档》、《陌生的朋友》等片也曾参加柏林电影节，当时评委与电影节观众普遍认为：中国电影政治色彩重。
现任新画面影业公司总经理的余玉熙女士，是柏林电影节授权的首位中国选片人，1980年被公派到德国歌德学院进修，在柏林结识了柏林电影节的前主席哈德尔先生，余女士透露，哈德尔主席对当时尚未完全开放的中国的热爱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信任，然而这种等待一直到1988年才得以真正实现。余女士介绍，1987年底电影局已经确定《孩子王》参赛柏林，哈德尔主席非常欣赏这部影片，但后来陈凯歌自己主动放弃去柏林电影节，选择送到戛纳参赛。“对于这个事情，哈德尔主席对我颇有责难。”余玉熙介绍了《红高粱》参加柏林电影节的经过：“当时已经进入12月，柏林电影节的报名工作其实到11月底就截止了，我们向全国各电影厂紧急求援，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向我推荐了张艺谋刚刚完成的《红高粱》。当时我还不认识张艺谋，就让他赶紧给我寄报名资料及照片。时间已经相当紧张，那时《红高粱》还没有在国内公映。我们很快准备了拷贝送到柏林，圣诞节假期后主席看到了片子，他特别喜欢，激动地说：”这正是柏林电影节要的片子!‘“1988年，张艺谋到柏林参赛，同去柏林的还有黄健中导演和他的片子《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他们都是第一次出国。结果那年《红高粱》轰动柏林，让世界看到了以前从没有看到过的中国电影。
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当时国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我。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
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1987年6、7月间，张艺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找县里的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说实话，当初他们把外景地选在高密，我就持反对态度。
一是，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他们非要去高密东北乡拍红高粱，拍什么?当然可以种。第二，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一切都要钱，你们有多少钱?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
我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要他们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我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父亲一直劝我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我也尽量这样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十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
我感觉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
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1983年底，步出北京电影学院不久的张艺谋作为摄影师，与同学张军钊、何群、肖风拍出了《一个和八个》，宣告中国电影“第五代”的诞生。随后，他与陈凯歌合作，推出“第五代”的扛鼎之作《黄土地》，此后二人再度合作《大阅兵》，在中国电影界掀起一股冲击波。1988年，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中国人捧回了第一个金熊奖，正式开始了其辉煌的导演生涯。
在短短的五年间，张艺谋完成了从摄影、表演到导演的大跨步跃进，在中国电影界创造了一个近乎神话般的现实。《红高粱》的成功还使得“第五代”导演前期创作中遭遇的现实困境获得了暂时的解脱。然而也就是从这部影片开始，“第五代”导演创作群体向着不同的方向分散发展。
1987年，《红高粱》是张艺谋和巩俐的第一次合作，这对中国影坛的黄金搭档就是从此开始了他们辉煌的电影道路，《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等，一直到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宣告了合作的终止。此后，张艺谋独自走上了他的《英雄》之路。
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之后，接受了电影研究学者罗雪莹女士的采访，这可能是张艺谋本人阐述关于《红高粱》的最鲜活的原始资料，这份采访张艺谋的口述资料，1993年收至罗雪莹著《向你敞开心扉———影坛名人访谈录》一书，以下内容选自本书。
要问我拍《红高粱》有什么想法，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题材，我得先谈谈摄制组在山东种那百十亩高粱的事儿。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地里转，给高粱除草浇水。高粱这东西天性喜水，一场雨下过了，你就在地里听，四周围全是乱七八糟的动静，根根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里哼哼着，浑身的骨节全发脆响，眼瞅着一节一节往上蹿。人淹在高粱棵子里，直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我当初看莫言的小说，就跟在这高粱地里的感觉一样，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这些神事儿，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
?红高粱》无论是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电影形态上，都没想学谁，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颠轿”和“祭酒神”全是山东早年的习俗。可具体到轿子怎么个颠法，高粱酒怎么个造法，不但莫言没有见过，就连一些上了岁数的人也只是“听说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我们无从考证当地的烧酒作坊是否有敬酒神的风俗，但我们喝过山东的高粱酒，称得上悲壮暴烈。影片拍摄之初，我就对摄制组同志讲，咱这部戏有三个主角，天生一个奇女子，天生一个伟丈夫，加上一块高粱地。莫言小说里的高粱地是庄稼汉们种的，我们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老天爷不知从哪年起，让这青杀口长出了百十亩野高粱，没人种也没人收，生命力旺盛，是活得自自在在的天地间一精灵。
在所有颜色中，我最喜欢如火似血的大红。而面对恶势力对于生命的践踏，生命终于以最原始、最本质的方式进行反抗了，哪怕看起来无济于事。由此延伸开去，不也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发言吗?
一位西方导演曾经问我喜欢哪些外国导演?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欢斯皮尔伯格。”记者奇怪说“第五代导演多喜欢法斯宾德、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等，为什么你偏和他们不同?”其实，我既喜欢黑泽明的悲壮，也喜欢伯格曼的深沉，同时也喜欢斯皮尔伯格的天真和童心。他拍电影撒开了整，把全世界的观众弄得神魂颠倒，这就是本事!电影是一次过的艺术，《红高粱》也是只准备让观众看一遍的电影，我特别看重的，是电影给人的第一次感受。
一些年轻人看了《红高粱》之后对我说，他们感到“特痛快”，“心里扑腾扑腾的”，我觉得这就达到了创作的目的。
?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大奖，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得知消息后，我激动得一夜没睡。首先想到柏林电影节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一个人头上。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其次想到和我一起拍片的哥们儿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他们听到这消息后该会多高兴!
去年春天筹拍《红高粱》时，小说作者莫言正受非议;电影界也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这个本子又是写土匪加妓女，色情加暴力。”在剧本还没被上面通过的情况下，吴天明暗地批准我们先种下百十亩高粱，没点胆识办得到吗?
我在工厂时，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摄影干事。能进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对我来讲简直是一步登天。尔后又做演员，当导演，这是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这种机会，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我是幸运者。
记得拍《黄土地》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坐在黄土高原上等天气。瞅着头上那片蓝天，凯歌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属你最强烈———心比天高。”我这个人内心和外表反差很大，外表很随和，但内心却极不安分，有一种潜在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由衷地拜倒在过什么人的脚下。即使是世界级大师，也没有真正服气过。对于干得比我强的人，我从没有嫉妒心理，但在由衷地赞佩之后，心里总铆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拼命超过你。我的心太高太大，也许我会因此而累死，但这种心劲儿是无法改变的。我想试一下，如果一个人殚精竭虑地去做一件事，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第5篇
那儿，有放眼望不到边的高粱地，那儿的高粱酿出了著名的三十里红。那是电影《红高粱》里的高密，高密有许多酿高粱酒的酒坊。高密人喜欢红高粱，喜欢红高粱酿的酒，他们更喜欢这片孕育出遍地红高粱的土地。
?红高粱》中的高粱地被日寇打破了原本的平静。原本占山为王的土匪花脖子、有一帮兄弟的余占鳌以及子女都牺牲了的县长，单家年轻的当家女人——九儿，多股力量集结在一齐打鬼子，与妄想侵占自我家乡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
与红高粱为伴的高密人，决不放弃这一方水土!日本的少佐妄想征服高密人的心，让其自愿成为亡国奴，高密人决不答应，誓死抵抗!战场上痛失三个儿女的父亲、高密的县长带着一轮椅的炸药，九儿唱着《高粱》曲儿惜别心爱的人，将日寇引到高粱地里的酒棚处，燃了日本鬼子口中夸赞的著名三十里红，燃了这高密的生灵，炸得鬼子无处可躲，也在这高粱地为自我安了身。
九儿是当年千千万万抗日人民的缩影。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质朴、善良、勤劳和勇敢，看到了他们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也看到了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的善良质朴、和这一方土地的美丽富饶更激起了我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之情。
影片中，美丽的高粱地是高密人生活和抗日的主要背景。这样的画面让人感受到，高粱融入了高密人的生活，高粱的灵性和精神融进了高密人的骨子!抗战八年，八年中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这方水土，与敌人进行英勇的抗争。不仅仅是高粱熟了能够红满天，还有场上厮杀的英烈的鲜血染红江山。高密人的朴素像红高粱，高密人铁骨铮铮的血性也像红高粱。他们扎根于这片土地，深爱这片土地，为捍卫这片土地能够献出自我的献血甚至生命。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赶走日本侵略者，所以他们紧跟共产党前仆后继，誓死保卫自我的家乡，绝不容许侵略者占去一分一毫。
在这高粱将要红满天的季节里，迎来了中国抗战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再次观看了《红高粱》这部影片，当年驰骋于战场浴血奋战的年轻人，如今已过了耋耄之年。新一代的军人接过了他们手中的红旗，传承了他们身上不屈的精神，站在时代的前列，捍卫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高粱酿成的美酒，源远流长，代代传承。影片《红高粱》中的抗战时代虽已成为历史，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对和平的追求是永恒的。《红高粱》以电影艺术的形式告诉世人，什么才是真正的红色民族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