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诗经》读后感2篇(古诗新解：《诗经》观感)
最新出版的《诗经》读后感，带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学魅力。《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经常被人们遗忘。该书内容详实，注解恰当，是一本适合于中国文化爱好者、历史研究者以及文学爱好者阅读和研究的好书。
第1篇
比起唐诗宋词奢华雕砌的韵律和仪仗，诗经里的句子更多的给人是未经雕琢的真诚感和冲击感。就好像唐诗是精雕细刻的窗棂檐角，满是技巧，仪态万千;诗经则是古朴的石阶，苍凉的站在那里上千年。感觉里两周战国时候的古代人们总是最真诚的，诚恳的歌颂祖先功德，诚恳的拜求风调雨顺，诚恳的去想喜欢的姑娘。风，雅，颂，随便抄起一段，寥寥数字，却又是那么的读不胜读，美不胜收。
初读《诗经》的时候，只是感觉每句必有一字不识，但是偏偏是这种磕磕绊绊的陌生感觉更让人感觉美好，仿佛凭空多了一股犹抱琵琶半遮面半遮面的感觉。就比如这一句“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个“僚”字，就是抵死不会认识的。但是偏偏能懂得它的意思，“僚”么，不就是“撩”么。美人月下倩影，拨撩小伙子的眼，也扭扭捏捏拨撩着自己的心。不管当年的古代人为何而写，写为何意，反正几千年后的我是这么理解的，也自觉得理解对了，月出而皎，美人身材窈窕，多么美好多么诚实的意向啊。还有脍炙人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不是看诗经下面的注释，谁知道雎鸠是个什么，君子好逑的“逑”又是什么意思。但是偏偏是这么一句，就那么直接击中你的心里，让你猛的一下想起自己的淑女或是君子，让你就想不顾一切的去“求一求”自己的意中人。“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一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没什么特殊的地方，没什么雕砌的辞藻，但是就是强烈又直接的说出了每个人从小，从第一次恋爱就想说但是没能说出来的话。两周战国时候的人们就这么凶猛直接，能准确又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感情写在诗里歌里，而且让几千年后的看到的人感同身受就好像是一股风来，从千年前吹来，到读诗看经的人身边为止。
大概看过外文诗歌的人都知道，凡是此类的诗歌，即使是每句都有一词不认识，读来也远胜于译文。总是感觉有那么一股内在的韵律和情感在句子里，有个把词不认识，也绝不会影响这种感觉。之前我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直到某个下午，奉老师的命令拿起诗经又一遍细看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原来这种偶有字不识，读来却甘之如饴的感觉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啊。诗经就是这样，几千年前的一群古人，留些呐喊的，呢喃的话下来，精简又精简，流传着，丢失着，散佚着，直到传到今天我们手里。传到我们手里这些，代表的是几千年来人们共同的感觉，共同的躁动，因为没有共鸣的话和片段都已经在前年的历史中散失掉了，留下来的，都是人们心里最深处，最能认可的，最能感动的语句，这种感觉中外大抵也是一样，要不外文的诗歌也不会流传到中国来。越早远的诗歌，技巧便越少，流传下来经受的考验就越多，能流传下来的那些，带着的共鸣力量也越多，也大概便是诗经中的语段，看起来总是不如唐诗宋词精致，却仍然有简简单单的感动人吸引人的力量。与唐诗宋词相比，现代的很多诗歌也是更显浮躁，总是感觉不如唐诗宋词隽永，大概也是没有经过时间提炼的的缘故，比隽永，总是比不过这些几千年的老古董的。
说实话，我是不太喜欢诗经里那些政治道德和价值理想之类的呐喊的。因为站在几千年后的历史来看，这些当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都是些统治者麻痹劳动人民的工具，很有一些腐朽且不堪，这些情感的表达，比起爱情啊，对风调雨顺的渴望啊，对战争的厌恶，对不归人的思念啊这些人类更真诚的情感来说，自然要低一个等级。一句描写悲哀的妇人等待丈夫战争归来的诗句，总是比一句号召士兵上战场效忠君主的的诗句更有感染力。人的本性的朴素的情感虽然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是不会变的，而表征着这些情感的朴素又遥远的诗句，更是会历久弥新。这大概就是很多人认为“国风”是诗经最高艺术成就的原因之一。
略一品读诗经，就有这么多不着边际又实实在在的感受。由此可见其魅力一斑。千年传下来的老古董，论隽永，论冲击力，果然是值得品味学习。这诗里的味道，即使再传个几千年，大概也是不会变的吧。
第2篇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 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 “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